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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过(我想是梯也尔说的)，拿破仑在同歌德的一次交谈中，说过大致如下的话：“我不理解，为什么象你这样的人不喜欢简洁的文风。”这就是这位拉丁贵族、逻辑学家、法典制定人，道路和桥梁建筑师的风格。这种风格同他的性格非常吻合，他不允许在观念和实践之间存在任何间隙——除了下命令时所必需的那一段时间以外。这是领袖的风格：他能够根据规定的任务，把每一个人安置到适当的地方。拿破仑有一次评论历史学家塔西佗时说：“他是词藻华丽的大作家，但不是历史学家”。只要别人不首先错误理解拿破仑，他是不会错误理解别人的。拿破仑是一个有条不紊的人。尽管他日复一日地把自己的诗篇创作推到以后、推到他想象中的未来去进行(拿破仑的神速进军的每一步，都在他面前揭示出一幅想象中的未来的图景)，但是他头脑中却筹划着如何使用所有这些写诗的素材，并严格按照他的计划，把它们放置在适当的地方。从拿破仑的全部形之于外的活动中，就可以感觉到、甚至可以衡量出他的智力。拿破仑是罗曼族人，是开河筑路的建筑师，在这个混乱不堪的地球上，他处处开拓出清洁平坦的大路，让人们的思想都能沿着这些道路前进。他把旧的城市街衢夷为平地，或者越过这些地方修筑起一条条大道。他建造用管道供水的喷水池。他凿山开路，填平峡谷，修筑堤坝，排干沼泽。他制定保护道路和桥梁的章程。他不允许任何人向他提出使用铁料，因为铁是容易生锈而被腐蚀一光的。他只用石头做原料。凡是他日所能及的并能够按照他的意志修建的建筑物，他都希望尽量延长其寿命。他命令办一件事，都规定出期限：要按他规定的时间动手，也要按他规定的时间完成。他个人的需要可以立即变成公用事业的项目。如果他不得不在河边等候渡船，而渡船来迟了，他就决计在这里修建一座桥，而桥果然就建成了。在他的头脑中，世界是以固定的轮廓和形象装配起来的。因此，他在每个方面的观点由于要直接和立即付诸行动，都变得意义十分重大。
由此可见，他的思想是极其清晰透彻的，具有锋利的棱角，同时又是沉静的，绝无花哨的外表：它好象是由一块大石头雕刻而成的，无论他想把它安放在哪里，它都能干净利落地、重重地落到哪里。我承认，对于拿破仑的那些受人大加称赞的告士兵书，我并不很喜欢，因为在这些文字中，他为了博得士兵的欢心，不惜强迫自己放弃自己的语言，而说一些见机行事的话。这些话很少发自内心，多半是装腔作势，空洞无物的。但是他的书信则大不相同，经常是鲜明、机敏、泼辣、锋利的。这些书信，特别是后人保存下来的一些他的谈话和演说，风格如此壮丽，简直是一种奇迹。其所以这样，是因为它们具有绝妙的表现力：语句极为坚定、简洁，笔锋时而粗犷，时而扣人心弦，叫人拍案惊绝。它们有时象史诗般的探险故事，描绘得景致如画，色彩绚丽，栩栩如生；有时象抒情诗，一任其深邃的、宽广无边的感情流泻奔放，同那高雅悲剧的情调适成鲜明的对照。“这是火山里冶炼出来的花岗石力——这是拿破仑在布里恩纳的一位教授对他的评语。拿破仑的确是这样的花岗石，不过还得补上一句，是块有生命的花岗石。拿破仑写的东西，口授的材料，以及他说的话，都是文如其人的。可以说，他的自豪的性格使他的谈吐经常是高超的，使他的用词造句总是高出于凡人俗语的陈规旧套之上。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他简直象石头一样全身投入他的演说。他的思想的力量支配着他的语句，使这些语句十分动人，令人眼花缭乱，却又坚实有力，其中还夹杂着一些他连哮带喘地说出来的粗鲁的题外话。在他的语句中，遇有一些深晦的地方，往往被某种转瞬即逝而又时时出现的闪光所照亮。每遇到这种场合，他便用一个具体的词，一个常见的、甚至平淡的词，穿插进某个深奥的隐喻里，构成一幅活灵活现、生动如画的壮丽场面。这时，拿破仑自身的形象也就立即显现出来了：他或者令人望而生厌，或者喜好讽刺挖苦，或者遇到了不幸，或者正赤手空拳，或者甚至在天神似的外貌下，显出一个最普通的凡人的原形来。
显然，不存在把统率军队和治理人民的重任托付给艺术家的问题。倘若这样做，那将是一种冒险：因为正当需要采取行动的关键时刻，他们却在梦想写诗或绘画。但是，世界上曾经发生过，有的民族和军队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其他人的真正的统治，唯独受到了某些能采取行动的诗人的统治。这种诗人具有控制群众感情和要求所必需的能力和诗的直觉。他凭着天赋的灵感来行动，亦如有的人用这种灵感来写作，另一些人用这种灵感于绘画一样。作为现实主义者，让我们注意这样一点：拿破仑区别于莎士比亚、米开朗琪罗、伦布朗或巴尔扎克的地方，仅仅在于他的艺术的媒介具有特殊的属性罢了。象这些艺术家一样，拿破仑设想利用更直接的现实中最富于生气的对象来创造第二个现实。也象这些艺术家一样，拿破仑并不去选择对象，而是对象找到了他。假若有一种力量(它控制着拿破仑)强迫拿破仑为了自身的解放而把人，人的激情、主要是人的躯体当作这样的对象．这并不是拿破仑的过错。拿破仑服从了这个命令。他是用上帝给予他的材料来建筑自己的纪念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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