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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认为他的政治命运的原罪在最后审判的日子里能够算到他的账上。民主制度有它的信条。在最重要的信条中间有一条是它对法律的尊重，甚至如果法律是陈旧的，甚至如果它十分明显地已不再能应付最迫切的需要，甚至如果先前的暴行——诸如雾月事件那样的情况——已经修改了法律使之适合于它的赞颂者们的利益。然而对强有力的人来说，却是要看到时机业已到来，是要制订另一些法律以对抗成文法，而这另一些法律是深奥的、隐蔽的、有系统的并且是比成文法优越的。当精神同文字较量而文字取得胜利时，我并不认为在类似的情况下俗人社会较之宗教社会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指责一项激烈的政治措施，永远是并且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指责反对现存思想和已被接受的程式的每一项重大的运动，不管它发生在什么时候。这是在指责美术家、科学家或发明家，因为他们为了在艺术、科学或工业中使共同利益和创造性的智力之间产生新的和谐，毫不迟疑地起来反对消极的智力和个人利益的联合力量。这是在指责一名水手，他在船扯着过多的帆面行将沉没时，用一把斧头砍断了桅杆。然而下述的情况也许是自然的：人们宣传这一信条是为了保存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使得第一个到来的人不会为了他自己的个人利益而感到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有权把它打碎。“如果一个人竟想象天才会允许自己在形式规格下被压碎，那末他就无法想象天才的行进。形式规格是为庸人制定的，因此说庸人只能在规章的圈子里转来转去，就是有相当根据的了。”当敢于打破这个圈子的是一个具有伟大的头脑或伟大的意志力的人时，则生活在心灵或意志力中间的那些人就会毫无困难地承认这一事实并宽恕这个大胆的行为。
在许多德行中间，有一项德行对于这个人的伟大是有重大关系的，这就是他的性格。战场上的短时间的勇气，在所有的德行中并不是最难做到的。这样多的眼睛望着你，而且死亡只要你等待极短的时间！活下去的勇气是更高级的。在道路的每一转折处，生活都设下了它的陷阱。生活在等待着并且有无限的时间由它支配。它肯定要在你面前突然展在出你所意料不到的变化。它知道当你面前需要经常不断的努力以便行动和思想，并且每当你对它取得一次胜利并且希望停一下时，在你身上保持生命处于上升的和战斗的状态的时候，你是困乏欲睡的。死亡之兵在你面前大批地列队，他们都武装起来反对你孤零零的一个人，而这一点你是知道的。决定是迅速的，而且如果他们没有打中你，则就可以给你一个长期而又尊荣的安乐生活。还有，你几乎是无意识的，你处于一种陶醉的状态，你向前走……但是生命之兵是看不见的和无数的：他们是一切活着的人们的激情、怨恨和复杂的利益，是反对那企图超出一般水平的任何人的密谋；他们是你自己的激情，你自己的怨恨，你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迫使你不超出，或者只使你踮起脚尖来或在你头上加上一顶草板纸的王冠而只作出好象要超出的样子。……我怀疑拿破仑是否曾表现过奈伊或缪拉或拉萨尔那样的勇气，除了在那有决定意义的10分钟，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表现勇气对他是极为需要的。然而奈伊、缪拉和拉萨尔却在拿破仑面前战傈了。
他写信给卡罗琳娜说：“你的丈夫在战场上是一个勇敢的人。但是他没有道德的勇气。”然而在拿破仑一生的每一行动和每一件事情上所闪耀出来的，却正是道德的勇气。他的全部生存都用于对世界的一次攻击：是他自己一个人用他的心灵和他的精神所进行的一次攻击。雾月事件肯定不是这一攻击的第一次表现，因为在这雾月事件之前，还有意大利和埃及的事件；而最高统帅权不是在军事的勇气方面，而是在道德的勇气方面……在他的历史上，有一个残暴的行动。然而那一行动却表示一种勇气，而要表现这种勇气较之在他自己面临死亡危险时所需要的那种勇气，却是无比地困难：它是一种“精神的勇气”，是善于作出英勇决定的能力，而这决定，不管还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是令人心碎的。而且，这不是一个错误，并且在我看来，这事实也就开脱了他的责任。在雅法，他不得不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或者是屠杀他的阿拉伯战俘，或者是他赦免了这些战俘，但结果战俘和他的军队一同饿死。他考虑了这件事，然后就杀死了他们……用那样一个理由去抹杀一位大人物是容易的。任何行为，如果在良心应当起一份作用的情况下，首先就唤起进行谴责的普遍道德意识，这种行为就被称为骄傲的愚蠢行为、麻木不仁、冲动的行为，罪行。然而一位大人物的良心，较之一般人所认为的，是一个远为可怕的事物。要知道普遍的道德见解是在一位大人物的考虑之内的。他可以不要道德，但是决不放弃良心。道德列出一些规则来，但良心却不要任何规则。假若良心有什么规则，良心也就成其为良心了。为道德所认可的某件事情，却会刺伤某些人的良心。为道德所谴责的另一件事情．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没有任何可以非难的方面。在一位伟大人物被要求在众目睽睽之下所作的那些戏剧性的决定中，公共道德和他自己的良心永远是相互冲突的。从此道德家们就可以出来表演了。于是对于激使他进行活动的各种动机的解释，就成了软弱的人们争论不休的对象。“权力、冷静、勇气和决心只会增加他的敌人的数目。他的心灵的伟大则被称为骄傲。”①
虽然如此，在1814年和从厄尔巴岛返回之前，可与这些事件相提并论的雾月事件，毫无疑问是道德勇气的最高标志，而此人之所以被赋予这种勇气，正好说明自从凯撒渡过鲁比肯河那个古典时代以来一位建立过功业的英雄的特点。请记住，拿破仑有法律本身、成文法反对他，这法律是有《圣经》以来被发现的最可怕的标志，并且是一场革命通过全体最宽厚的人们的一致同意所批准的。这场革命是他所喜爱的、同意的，又是他希望从其自身而加以挽救的。请记住，在他面前有一道唯心主义的壁垒，这道壁垒是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和康德在过去一百年间，在两个社会之间修建起来的。这两个社会一个是他、象上面提到的那些人一样，希望消灭的神权社会；一个是他，也象上面提到的那些人一样，希望开创的市民社会。<16>，请记住，如果他失败了，这就意味着比可能发生的死亡还要严重的事情，这就意味着肯定无疑的耻辱。特别是请记住，在他身上有一股无与伦比的力量；他当时30岁，已经是世界上最显赫的人了。在他面前还有着整整一段生活，使他可以沿着到当时为止他一直遵循着的路线来表现他的这一权力：他看到，他的权力超过了人们所曾知道的以及他自己所曾猜测到的一切；他是用一张牌来进行赌博的，赢了就可以把他的权力无限扩大，输了在一瞬间权力就永久消灭。请记住，他是有胆量的。考虑了这些情况之后，再对他作出判断吧。
有一次，他说：“内战，而且只有内战，才能产生勇敢的人。”在那个可怕的下午，他对这一点是认识得非常清楚的：当时他这个手无寸铁的军人站在那里，面对着用匕首对他进行威胁的500人。当他站在那里，把他的指甲抠入他的流着血的面孔时，他几乎要退让了。在那些以法律——他们就有这么一点东西——的名义挥动胳膊大喊大叫的一大群议员中间，代表精神的是他，而其他人却是代表物质的。人们厌恶他的贵族气派。雅各宾党人喊出的那个可怕的 Hors la Loi！(这句话是等于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使他陷入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这表明他的决心乃是多次内心斗争和胜利的成果。要衡量他的这一行动的伟大，决不能按照它的性质，也不能按照它的后果。应当按照激发这一行动的深刻动机、按照它的意义、它的范围、按照认识这些事物的那个人的极为锐敏的洞察能力来加以衡量。一个奥日罗的政变没有一个波拿巴的政变那样的性质。在前一政变中，是一个讨厌“法律家们”的老军人，认为他可以大大地作弄他们一下。然而后一个政变却涉及一位深思的人物，他知道，有赖于他一个人做或者不做的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可以把他想象中的史诗粉碎在胚胎状态中，也可以使他产生出来，长着翅膀并准备使未来屈从于他的意旨。
他的力量是靠它本身培养起来的：他可以负伤，可以暂时被动摇，但是他是不会被摧毁的——甚至违反公共道德的最黑暗的罪恶也不能摧毁它。而这一点就说明为什么当他对之施加第三次打击的时候，他的努力并不曾淹没在唐日昂公爵的血泊里。相反地，看来这次谋杀损害了他在欧洲业已取得的巨大的道德声望，从而使他变成了一个同其他人们脱离的人物，变成了一个心怀恐惧，游荡在他那令人失望的光荣之中的可怕的隐士，这个隐士日益深入地进入一个想象的沙漠：这想象总是赶在他的行动的前面，而任何人，即使是他自己，在追赶这一想象时都不能不怀有一种使别人不敢接近却又使他感到陶醉的畏惧。这次谋杀是他的一大憾事。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他面色苍白，把自己一个人关了起来：一连几个月他的心情都是忧郁的。在这以后，他变成一个同原来不一样的人了。后来他多次提到这件事情。在已经忘记这件事情的人们面前，他又第一个提到这件事情。他显然为此感到极大苦恼，他问他们对这件事心里怎样想。每次他提到这件事，他就把它说成是一场“大难”。在他一生当中，只有这件事他一想起来就痛苦不安，只有在这件事上，他想征求别人的意见。他始终是毫不迟疑地宣称他要对此事负责——虽然这一点还是有争辩余地的；虽然在事先他是受他周围的人们的影响的；而且，虽然在动手的瞬间，他几乎可以肯定是受了骗的，因为在他身边正在酝酿着一场从未被揭发出来的阴谋。他宣称他自己要负责，但是从他对这事的态度以及从他讲的话来看，人们感到在他内心深处正在进行着一场混乱的斗争；人们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即他的自尊心使得他既不能承认他的最大错误(在他承认其他许多错误时)，又不能把参与这一阴谋的人揭露出来。
我老实地相信，他做这事的真正秘密的动机，乃是自从爆炸的凶器和加图达尔事件以来，他就害怕暗杀者，并且为了用一个恐怖行动来制止他们动手，他就听从了他身边一些坏人的建议。这些坏人就是塔列兰、富歇和所有那些在桌面上向全世界宣扬他的光荣，却又在桌子下面抢夺由全部光荣所产生的垃圾和骨头的人们：要知道，一个大人物的生活愈是光彩眩目，愈是广泛，他的痛苦也就愈深，也就有更多的从属的生命被引入他的航道。他在公开的场合责骂想陷害他的阴谋家。他高声地并激烈地指责他们妨碍他完成自己的计划，指责他们不理解他的意图，特别是——哦，特别是——指责他们不能领会他的伟大。横死乃是战争的一种正常的风险，他毫不畏缩地承受这种风险。但是在和平时期，他却把横死看成是一种无用的风险：这种风险丝毫无助于提高他的威信，相反地，却会降低他的威信并且会妨碍他所梦想的合理的与和谐的发展：这犹如钟表的机器里的一粒砂子，心脏里的一个血块。他害怕暗杀者：他不可抗拒地害怕在一个完全出其不意的瞬间，一个疯狂的面孔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害怕刺入他的腹部的利刃；害怕砍向他的头颅的斧头，害怕会炸掉他的胳臂或大腿的一次爆炸；害怕在一群卑鄙龌龊的小人中间被妇女的指甲和剪刀划破面孔或是切断他的重要器官从而慢慢地死去。从下面的事实就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就是当他将被流放时，他进行了可怜的伪装，这是为了混过在阿维尼翁——这个城市以使用钩刀和木棍进行屠杀而臭名昭著——附近等着他的鼓噪的群众。他不甘心落得这样一个不干净的下场：这样的下场他想起来全身的神经就要战抖，因此他力图避开这一点。于是他就使用了他的工具，即他的警察，这是现存的最卑鄙的工具，然而又是任何政权都不能弃而不用的工具。这个工具对他造成的伤害，较之对其他统治者们所造成的伤害要多得多，因为他非常高贵，但警察却十分卑鄙；于是，作为一个意大利人，他的反应是激烈的：因为他知道阴谋意味着什么，并且他不相信他身边的那些贪婪的狼狗是大公无私的，所以就把骨头抛给他们，以便使他们好好地保卫他；于是就压制报刊的言论；于是发生了这次非常不幸的谋杀，这次谋杀使他更加怀疑、更加警惕、更加严厉。原谅他吧。他流血了。让从来没流过血的人责备他使别人流血吧。
当人们记起清教的英国为了反对拿破仑而使用的武器，记起为了颠覆他在欧洲的政权而给予欧洲的大量金钱记起它的地下阴谋，记起它在和平时期对那些不参加对法国的决斗的各小国所犯的暴行时，人们就准备对统治着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的道德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只要它对他们来说成为一个不在封锁下灭亡或为武力灭亡的问题的话。在波拿巴取得政权之前的几个月，奥地利不是曾杀害过共和国的全权大使们吗，战争是一种很不道德的事情，而在这样一项重大的真理面前，让我们一致问一下我们自己，是否应当对人类、而不是对上帝进行指责。只要一发生战争，各种力量的一股旋风就被卷入它所激起的狂风暴雨之中，英雄主义和邪恶的行为都被胡乱地卷了进去，很难把它们区分开来。巴雍事件不是愉快的，它也许是拿破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事件。然而如果人们记起西班牙王室象被发觉做了错事的仆人那样在他面前暴露家丑时的愚蠢行为，记起父亲的淫乱和语无伦次的昏庸，记起作为母亲的权术中心的色情狂，记起儿子的凶残而又精神错乱的卑劣行为，记起他们为了使他们相互解脱出来而向每个人提出的大量恳求，人们就会看到，拿破仑的厌恶看来几乎不曾使他看不到闪现在他眼前的这一新的景象——这就是西班牙的征服，并借助于西班牙进而征服新世界。他终于被打败了，他正是由于在5年后把他引入深渊的这一景象而被打败的。在这件事上，有某种事物可以使一些人得到满足，这些人喜欢谈论历史的“天”意，但他们却从来不问一下他们自己，宗教法庭的结束和现代影响在西班牙和美洲的出现难道还不足以补偿他的罪行吗？啊，是呀“这些可怜的西班牙人，尽管她们自己不愿意，但人们还是要使他们文明化……”。这话之后，’接着就是一个微笑。为了反对从外部威胁着致命的情性作用的每一个强有力的运动，总是要提出这个理论来的。关于历史的秘密活动，人们几乎是一无所知，关于拿破仑也是这样，一向如此。“我承认，我是深深地被卷到整个那件事里面去了；它的不道德太明显了，而它的不公正也过于毫无顾忌了。整个事件仍然是邪恶的——因为我被打倒了。要知道，这一罪行只是令人憎恶地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却被剥夺了包含在我的意图之中的全部伟大之处和许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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