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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板着面孔借道德的名义对拿破仑进行指责的历史学家，就好象刚刚从神学院出来的一位面红体胖并且保有童贞的牧师，在父道和爱情问题上训斥一位已经上了年纪并且伤透了脑筋的伟大美术家一样。而毕竟那就是所谓道德吧。
的确，“统治阶级”无论过去还是今后，永远是宁肯要路易——菲利普而不要普罗米修斯的：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让我们假定拿破仑象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在马仑戈一役之后断然结束了战争——他本人在一个时期也确实希望这样做——并且把执政的职务继续担任到他终身为止，执行法律，开港口，凿运河，造船只，修道路，直到他在66岁那年，在执政内阁处理国务时因中风而逝世。显而易见，这样一来他就会在所有那些不负责的受托管理人类幸福的人们的记忆里留下一个无懈可击的印象。可是，在对人类的伟大负有责任的那少数人的想象中，他就不会燃点起煦育着他们的火来了。选举集会和授奖会上的发言，学院的演说，互助会的报告是可以使用大量流利而华美的词句的，确实如此。然而我们会不会有陀斯妥也夫斯基呢？
道德之于信仰，犹如书法之于文体。什么时候人们才会认识到这一点呢？永远不会。
要想把拿破仑描写得恰如其分，那就需要有《科里欧累努斯》的作者那样的大手笔。实际上这项任务却落到马赛的一个小小的律师身上：此人凶残而又暴躁，狡猾而又卑鄙，是一个戴着荷花王冠的皇帝，一个穿着便鞋的谋略家，他想抬高自己，就千方百计地用自己的尺度来压低英雄。所有与他同时代的人以及所有在他之后的人，甚至最伟大的人物，都是以他们自己的观点来对他加以判断的——这就是说，从受惠于革命的组织者的布尔乔亚的观点来对他加以判断的。这个革命曾在整整一个世纪里把他们的特权给了他们——或者以牧师身分对他进行判断，这些牧师确实具有高度的原则性，但是比密尔顿还要盲目。他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朗弗里和诺文，巴比埃和沃尔特·司各特、卡莱尔、夏托布里昂和爱默生他们自己，还有雨果——帕特马的奥梅①——以上是最著名的一些人物。毫无疑问，所有的人，只有斯丹塔尔和歌德是例外。泰纳用一章的文字塑造他的高大形象，却在另一章里又把它毁掉。基内几乎不理解他。托尔斯泰断然是什么都不理解。可是……可是所有他们这些人还是象飞蛾扑向烛火那样地飞向他。诗人，甚至当他们说教时，甚至当他们宣讲仁义道德时，不管他们是恨他还是爱他，都承认他是他们的家庭中的一员。为什么贝多芬不把他的交响乐献给马尔索或是献给奥什呢？“象我这样的一个人，不是上帝就是恶魔。”确是如此。然而在把他看成是上帝或恶魔的人们当中，为什么只有极少的人才能看出恶魔只不过是上帝的另一副容貌呢？
不知道是为了诅咒他还是为了原谅他，他们中间观察力最锐敏的人把他看成是一个没有道德观念的人。但连他们也错了。而且我不清楚这是不是一件可惜的事，因为，如果这样看，拿破仑——那个“不可理解的人物”②——就可以更易于理解，并且也更加纯洁了。然而不是这样。他并不是没有道德观念的。他甚至不是不道德的。我指的是在他的私生活方面。象我自己或是你自己那样，也象赞扬或者指责他的那些人那样，他是相信正直的。他甚至比一般人还要正直。他的正直是一种正常的正直，这种正直对于大多数著名人物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如果他们使用并非坦率的方法或者玩弄一些不光彩的小计谋，这只是因为别的人阻挡了他们的进路。但是在他的公共生活中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由于他对人们是理解的，所以他几乎不相信(真糟糕!)他们是纯洁的：他自己的不纯洁的根源也就在于此。他利用道德，却对它不抱幻想。只要一个人同行动有直接接触的话，这就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弱点：一个会在暗中损害他自己的行动的弱点。社会道德，和宗教一样，干脆就是他所需要和他所使用的工具，就和他使用其他工具一样；他用这工具来维持他所统治的各民族之间的平衡，并且借助这一工具，加强他们的进攻能力和生产能力。正如一位美术家需要好的画布，好的画笔和颜色，他也需要可以保证他们的工作的物质方面的效率的、某种朴素而切实的东西。在那一方面，他颠倒了人们通常承认的价值：因为，对他来说，秩序和社会安宁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是一个怪物吗？就算是这样吧。然而是一个立刻就看到事实的本来面目的怪物。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可能只不过是工具，然而它们是这样一种性质的工具，他用这些工具可以从废墟中建造出能够甚至暂时容纳所希望的秩序的．唯一可能的建筑物。
诚然，他并不曾用先验的形而上学拖累自己。他并没有问他自己道德本身是什么：它是可以结出大批果实的，还是使思想涸竭的；是合法的，还是没有根据的。他进行统治。他追捕流氓、小偷和犯罪分子。在他执掌政权之后的几个星期里，过去到处存在的那种普遍无政府状态就通过虽然有时是粗暴的，然而却是合法的手段消除了。只搞了少数的一些例子，然而他们却是精心挑选的：“严厉的措施防止的过错，较之它实际上所制止的过错要多。”
在夜里，街道和道路又变得安全了。官吏突然正直起来了；法官公正了；税收官员变得廉洁了。城市又得到了和平，农村又得到了安全。到处又都开始工作。两三年的时间已足够起草和公布各项法规。他曾和法学家们逐条地讨论过这些法规，他使他们感到惊奇并且常常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理由把他们驳倒。他清扫了社会的共同住所(在过去10年间，在这里堆积着这样多的道德观念的残余，以致任何人在这里面也找不到他的道路)，为此他带来了东方的智慧和罗马的实证精神，而它们在过去四五千年中间曾为所有的国家提供了他们的精神结构。他说：“公共道德是建立在正义上。正义决不排除实力，相反地，干脆说来它就是实力的结果。”事实上，强者保护弱者并且允许强者坚持自己的权利。除去罗马的和平之外，没有其他的和平。罗马的和平是靠显示行使中的力量以反对暴力来实现的，是靠显示一种后备力量以反对欺诈来维持的。它逐步加以推广，就象谷物征服未开垦的土地，随着田畦里的犁头一码一码地向前推进一样。但是只有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才行，这就是，犁把要由强有力的人掌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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