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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他们当中最年幼的一个。也是最纯洁的一个。而且，他除了要捍卫为达到他的幻想所必须的行动以外，他不作任何防卫。对于他一—对于他这样一个在心里有着一个想象的世界的迷人宫殿的人一一所有这些城堡，这一袋袋金钱，这些绣金的服装，有什么价值呢，他有一次说过，虽然我不能确定他是在什么时候说的，每天一个路易就足够他个人所需了。然而，他挥金如土。任何人只要找到他，就可以花他的钱。无论什么人的债务，他的亲戚的，手下的士兵的，写信给他的和他素不相识的人们的，他都可以代还。他用他自己的钱贴补工商企业，他给桥梁、道路、运河规定造价。他捐款给博物馆使那里文物满架。他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件不是同时也属于别人的。对于物质财富，他完全看不上眼，或说得更确切些，漠不关心。他所摆弄的排场只是他的体系中的一种方法。他说：“我的产业是由光荣构成的。”
从他童年起就可以看出那么许多迹象来了。青年人，在尚未窥测到他们自己的想象力的广大浩瀚的规模之前，往往不经过任何过渡阶段，直接从在嘲讽和粗暴面前偏促不安的缄默——只要他们能发现有个什么人在倾听他们——一变而为对在他眼前出现的一切空中楼阁表现出失却平衡的狂热，而把自己弄成可笑的样子。而在这种青年人中常有的慷慨大度和狂热友谊，他也体验过。他阅读让—雅克，他阅读奥西昂，他甚至阅读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他贪婪地阅读哲学家的著作并想加以仿效。他要给他的故乡科西嘉复仇。但是，当革命爆发时，他热烈地欢迎它，弄得为着革命而使他自己和他全家不得不离开科西嘉。他总是有显然相反的两面，但实际上是随着他的谈话对手而转移的。对愚人他是沉默寡言的，对热诚的人则他是开朗的，而且推心置腹，全不试探对方的热情基础是否坚实。对于讨人喜欢但浮躁的、而在环境许可时能立刻变成恶棍的亚历山大，他可以把他的宏伟计划和盘托出。他会称他为他的朋友，会拥抱他，会和他臂挽着臂散步一连数小时之久。对德赛，或是福克斯，或是罗德勒，或是歌德，他会毫无保留地倾吐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对任何一个不重要的来访者，只要这个人表现出一点点注意的神情，一点智力或一点精神，他都可以那样做。但是，他对他们讲述的只会是他自己的幻想。他会一见如故地相信别人的忠诚、想象力、慷慨大度，因为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别人。当他把自己交给英国时，他毫不怀疑；它会象他曾经欢迎一个到他这里来要求盐与面包、水和安身之处的伟大的英国人那样欢迎他。
我已谈到过宽恕。我已谈到过忘却。这里却远远超过宽恕，甚至超过忘却。后世的判断，整个说来，是妨碍对人进行总结的；而这判断是：他是一个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事件对人的思想的作用的宿命论者，他是一个知道动机的奥秘的超等的利己主义者，他是一个具有异常的意志力的人，这个人对那些不敢面对他为了发展和培养可与他自己的意志力相比拟的意志力而受到的苦难的人们，不能怀有恶意。拉斯·卡兹写道：“在他倒台时的复杂环境中，他看待事物总是看它们的整体，并且是站在如此高的立足点来看，因此他就不注意人们本身。有些人，人们本来以为他有充分理由对他们发出怨言，但他从不曾无意中对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表露怨恨。有人在他面前提到他们的名字时，他对之保持缄默……这就是他用来表示他的谴责的最甚之举了。”有时，他甚至会为他们辩解，因为他自己曾经生活得如此紧张才没有摔倒，所以他了解为什么别人会摔倒。他们并不邪恶。他们是按照他们的本性而生活的。而且，命运压在他们身上，和压在他自己身上——样。他说：“你们不了解人；人们如果要做到公正，是不容易了解人的。他们了解他们自己，他们能够表白他们自己吗，那些抛弃了我的人大多数本来也许根本不会想到他们自己会跑掉，这是说，如果我继续走运的话。环境有好的作用也有坏的作用。我们最后所受的考验是超过人类一切力量的， 即使是那时候，我也只不过是被人抛弃，而不是被背叛；当时在我周围，懦弱的人多于叛变的人， 这是圣彼得的否认，但马上就要悔恨和痛哭。此外，有史以来，谁的追随者和朋友此我更多？谁比我更得人心或更受爱戴呢？……不，人的天性可以表现得比那更加丑恶，我本来是有更多的理由怨天尤人的I”这里已开始有了点浪漫悲观主义的味道，接着就是一个知道怎样致力于行动以克服这种悲观主义的人的斯多噶式的忍受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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