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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总有一些较为鄙陋的私心，使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能对行动家给予公正无私的判断，而我们某些人对诗人倒往往是能给予这种判断的。我们大多数人看到诗人，只是当他好象手执乐队指挥棒的时候，只是当他和我们自己共有的缺点和不幸被他那突然作出的手势抹掉的时候。所以在洋溢的热情中，在一种规定的思想潮流中，就产生出一种清醒的激奋状态，它极其肯定地保留住所有不应被放弃的东西，掩盖住所有不应被强调的东西，而只是把那铿锵的韵律，只是把那壮丽的文体，只是把那引人人胜的音调节拍，尽情地加以雄辩的表述。对于行动家，为什么我们不应给予和这相同的豁达大度的信任呢，行动家的任务是无限戏剧性的。考虑一下吧。垅沟挖出来了，田野的尽头已然在望。但是他的犁头碰在一块硬东西上，折断了，或是歪到一边，或者甚至陷入隐蔽的泥沼而被吞没了。事情并不象他自己想象的那样急迫。因为他的艺术并不是和那大量迟钝和被动的声音，形式．颜色、甚或词句打交道，而是和那矛盾重重、极度冲动和错综复杂的感觉和激情世界打交道。他的原料是人。在人那里，他碰到一种活跃的抵抗，这种抵抗是只同来自内心的事物作斗争的画家、雕刻家或音乐家所不知道的。在他作出每一行动之后，都会遭到一种说他不公正、专断、不道德或残暴的谴责涛人在其一生中无论如何都能独立工作而不遭任何人的反对：行动家则不然，他只有强迫那些被他纳入他的轨道或被他的意志力所征服的人们服从他，才能获得有创造力的自主权，而这种服从如果不蒙蔽他们，就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如果行动家作出某种让步，他就会正是由于这样做而削弱自己的力量。如果他不让步，他就成为一个恶魔。他是生活在他所肩负的责任这出无尽无休的戏剧之中的。
拿破仑懂得这一点。并且他承认这一事实：即使到了尽头，即使真的已经到了这样的尽头。因为，如果他犯了一个错误，他就承认这个错误。如果有人在提到他的错误时——例如关于远征俄国——说这是由于他的大臣们的怂恿，或是由于他的僚属的过失，他会回答说：“我是领袖，我应承担全部责任。”这样，他就明白地表示只有他自己有判断他们的权利。他从他们身上剥夺了任何规避他的命令的权利，而他们大多数也都不想这样做。拿破仑说：“当我发布一个命令时，人们都服从我，因为责任在我身上。”他清楚地知道，他责任重大，但是他具有、并且在他的行动中表现出这样辉煌的想象力和实行能力，所以他发现所有人的心都越来越快地被引入他的轨道之内。服从他对每个人都有好处，这不仅是因为他公正而且给人报酬，也不仅是因为这样做能够得到物质利益(因为他在所有人的头上千着最可怕的冒险事业)，而是因为在解放了那些无可怀疑的精力之后，每个人都必能得到精神上的利益：有一种比每个人自己的意志力都要无限强大的意志力，从每个人身上辨认出他本来就有的并把他放在适当位置上的各种品质的萌芽，并促使这些萌芽活跃起来变为行动，从而让他看到那些精力。拿破仑说：“我让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而让冷静的头脑热起来。”他有一种示人以达到一种平衡的可能性的天赋才能，这种平衡的要素是人们原来就有的；他的办法有时是威吓他们，通常是抚慰他们，但在任何情况下都观察他们。他说：“你要使人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就成为什么样的人。”实际上他解脱了他们。
他解脱了他们。他之所以有权力，其秘密首先就在于此。他解脱了人们，使之免受批评。他解脱他们，让他们无须被迫进行选择。总之，让他们不必作出决定。那么，既然他的部下在他不在跟前时就没有人敢于做任何事情，他是不是就把他们弄得在他不幸时会辜负他呢，但是，每一件大事业无非是要排除那些除了在此事业产生效果的地方之外到处都无用处的力量。还有，除去普通民众之外，他在一生中也许贬低了一些人物的人格吧——尽管革命斧头的任务就在于砍掉最高的那些人，但是，在普通民众中间，他却锤炼了他们的性格，提高了他们的地位。一句话，他也许制造了奴隶吧，但是，这是各种类型的伟大人物——无论我们想到凯撒，或是耶稣，或是米开朗琪罗——以及不管任何用权力统治的帝国，都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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