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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喜剧人物，是的——但是首先必须搞清楚喜剧人物的含意。他是科西嘉岛人：他的祖先中有一些是意大利图斯康地方的人，而另一些可能是希腊人。在古代所有的伟大活动家中——阿基比亚德、汉尼拔、亚历山大、苏拉、凯撒——都有喜剧人物的某些成分。道德的奠基者，那些被认为是向人类揭示了正义观念的人——以赛亚、耶利米、埃席基耶尔——披着皮斗篷，颈上挂着标牌。他们手抓尘土，撒在自己的头上脸上；他们从喉头发出悲叹的声音，做尽种种把戏，以吸引游手好闲的观众的注意。耶稣使盲人重见光明，使瘸子下地走路。而且，在我看来，近代世界上北方的英雄们也同样有许多好猾之处。克伦威尔是冷酷型的喜剧人物，加尔文愁眉苦脸，路德则时而奸猾，时而爽朗。清教徒、教友派信徒、耶稣会会员、雅各宾党人把精神上的喜剧提高到政治原则的高度。那些具有政治道德的古典式英雄，如辛锡内土斯和华盛顿，一个选定犁头、一个选定他的农舍门槛来作为他们的舞台。实际上，所有这些人都是为了我们而演出他们自鸣得意的喜剧的；所有的人都在演喜剧，甚至那些演出精彩的或者毫无价值的滑稽剧来讨君王喜欢的艺术家也是这样，虽然其中最出色的艺术家———不屑于演滑稽剧的那些人——会对着镜子做鬼脸。
因此，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总是演喜剧，不过有时是为我们自己演，有时是为别人演。我想，第一种方式较为高尚：也许，由于它是以神圣的纯洁无私为前提，因而是唯一高尚的。对于注重行动的英雄来说——拿破仑更其如此——可以提出来作为辩解的理由的是：虽然他可以为别人演出喜剧，但他为自己演出的是一出更伟大、更耐久、更生动的喜剧；为别人演出的喜剧不过是为自己演出的喜剧的一个无可避免的后果和要素，因为他内心在思量着喜剧的展开和广阔前景，而他虽然一直追寻喜剧的结局，却到死也没有追寻到。
“喜剧人物……悲剧人物……”他把整个世界当作自己的戏台。教皇、国王、民族、群众感情——这些全是杂陈在他面前的傀儡：他牵着线，随意把它们放在戏台上，或者把他们撤走。他知道这一点，并且说出了口。他不能不为自己的权力而高兴！“那不勒斯国王，去看看早饭准备好了没有。”在德累斯顿或在埃尔富特时，他当着一两位皇帝、四五位国王和30位亲王的面说道：“当我是炮兵少尉的时候……”人人在惶惑、耳语，显出敢怒而不敢言的神情：他用驯狮者的气派环视四周。“当我荣幸地是职位低微的炮兵少尉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低下头来……。在另一场合，当前厅站满了人并且通报了国王和王后名号的全称时，两扇门慢慢地开启——“皇帝……”在全场肃静中，他迈着有力的步伐独自走到前面来。还有一次，在两队人马之间——一队是穿着淡紫色和金色的制服、戴着一码长的鸟羽、穿着亮光闪闪的皮短裤的骑兵，另一队是20名身束金色带子，头戴豪华头饰的陆军元帅一一来了一位骑马的人，身穿普通衣服，头戴一顶压低的黑帽，跑得飞快，而且是单人独马。这是喜剧吗，我不知道。毋宁说是对于有着强烈对照的事物的浪漫式的爱好。这无疑是他那夸大了的对自己可怕的孤独处境表示同情的感情流露——为了克服经常浮现在眼前的幻想，他需要有那种感情。一天，罗德勒陪着他在蒂勒利宫一群高贵而奢华的随从中走过，并指出这些人带有忧伤的神情时，拿破仑回答说：“是的——象是伟大人物。”
喜剧以说谎为前提——但也以幻想为前提。坏的喜剧作家是会说谎的人，而好的喜剧作家则是受幻想支配的人。一个爱说谎，另一个不爱说谎。最伟大的艺术家不过是一个高明的说谎者，他要使从现实中产生的幻想符合于现实。象莎士比亚或伦布朗一样，拿破仑相信自己说过的话。但诗人的谎言把整个社会撇在一边。组成人类社会的群众想了解诗人，却只能看到他的谎言。因此，庸俗的人骂莎士比亚和伦布朗说谎。庸俗的人并没有错。莎土比亚和伦布朗确是在说谎。但是，他们仅仅是为了自己艺术上的需要而说谎；拿破仑也是这样。他的艺术由于一种机遇而把整个人类作为他的工具，虽然他对此并无责任，但是在庸俗的人的眼里，那种机遇就足以用来对他进行咒骂了。为了不对自己说谎，他象一个诗人、或象一个情人、或象一个神话编造者那样说谎——神话编造者是来自神秘的东方并希望使未来世界符合于自己的情感的。奇迹使他眼花目眩。而当他将不可能有两种解释的事实编成谎言时，他天真地认为，这样他就可以把他的幻想注入人们的心中，而这种幻想是他关于自己的事业所抱有的，也是为实现其事业所必不可少的；人们则是实现他的伟大事业的工具。著名的《公报》只是对士兵的简单头脑进行工作从而保持他们的必要信心的一种手段。每一个人都对人民说谎，特别是那些自称为人民之友的人，甚至是那些自以为是入民之友的人。人民是听不到真实情况的，因此在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的同时，人民还要一些谎话，以便在可怕的真实情况之外提供一种新的希望。拿破仑的谎言不过是一种强烈想象的反响，而想象之外并没有真实，但这想象却是在力图使那些在他自己脑海里出现的想象事件与真实事件相符合。除了在行动中——除了在一幅画里、一支交响乐曲里、一首诗里——想象是根本觉察不出来的。
他的幻想——只有他的幻想才是真实的情况。别人的幻想，只有当它们有助于形成他自己的理解时才有现实的意义，或者当它们象正在组织起来的群众的影子或映象时才有现实的意义。因为那种群众是他的事业的轴心，决定着他的事业的全部其他因素的声调、性质、动作和彩色。有人说过，拿破仑有妒忌之心。这是十足的蠢话，不过表明这样责难的人自己妒忌拿破仑而已。一支交响乐曲的作曲家难道会妒忌一个向群众演奏这支乐曲的第一提琴手吗，如果作曲家在场，如果他被人们遗忘了，如果受到喝彩的是音乐名手，总之，如果把构思的成就归功于音乐名手，而这种构思的巨大复杂性，神奇的广度，它所包含的效果、发展、迷离恍惚的气氛以及运动方面的无限丰富性又只有作曲家一人才了解，那么，作曲家可能会愤怒，甚至会难过，而且这是很自然的。就拿破仑而言，当他自己的力量发生问题时，他无法了解他借以表现其力量的任何工具可能会掩蔽他的王权。他很愿意给予这种工具以应得的酬劳——全部的酬劳——但只能在他自己得到酬劳之后。由于他知道这种工具在他的计划中的功用，他便大量地赏赐荣誉和金钱。有人说过，拿破仑注意不让他的部下得到与他们个人成就相称的称号，以便把他们的光荣掩盖在他自己的功绩之后。可惜，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拉纳得到蒙蒂贝洛公爵的称号，达武得到的是奥尔施塔特公爵，奥日罗得到的是卡斯蒂利奥内公爵，奈伊是埃尔香让公爵，凯勒曼是瓦尔米公爵。难道不能同样可靠地断言，当拿破仑将里沃利公爵的称号加在马塞纳姓名之内的时候，他是把那天的胜利归功于马塞纳吗？
在奥尔施塔特战役之后，他是命令达武首先进入柏林的。他在掌握大权之前，曾把共和国最精锐的军队交给莫勒——当时虽与他相差甚远但还能眼他相比的作为领袖的唯一人物——而他自己却带领一支小小的部队去意大利作战。当莫勒拒绝采用拿破仑在乌尔姆终于采用的作战计划时，拿破仑并不坚持，而让莫勒自由抉择。布廉纳说，拿破仑在得到打胜仗的消息时，高兴得跳起来。人们妄说拿破仑曾命令莫勒在兵临维也纳之时驻足不前。这不真实。莫勒是自动停止前进的。关于坎波一福尔米奥，也有这样的妄说，当时拿破仑比来因军的将军们离维也纳近得多——而且这些将军是打了败仗的。坚持己见、分析研究、牵强附会、随意臆说、暗中讽示——就是这些。为了把他拉下来，拉到普通人的水平，人们采取贬抑的方法。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思想习惯总是使我们指望有创造力的人有着一切不良的品德。我们要苍鹰无翼而飞翔，斧钺无刃而砍削，诗人无灵感而写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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