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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对于他蔑视他的侍从人员感到惊讶。人们为了这一点还加以责难。并且历史书上也写着那些令人遗憾的话。他使用这些人。他让他们当上王侯。他养活他们，让他们穿上绣金的衣服。对于这些可怜虫，这难道还不够吗，他们还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呢，他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用了塔列兰或富歇，为了军事上的需要，用了马塞纳或苏尔特——他们都是强盗、窃贼、骗子，但在他们各自的行业内却都是能手。他用钳子夹住他们的脖子，而且对他们并不隐瞒这样的事实。但是，一天，他静静地站在歌德面前，凝视着歌德说：“你是一个男子汉。”当人们为了奉承他而试图贬低他对另外一个人的看法时，拿破仑的回答是：“对于夏托布里昂，我没有什么要指责的。当我权力鼎盛的时候，他反对了我。”
他的内心有一股生气勃勃的力量使他苦恼，这股力量他发挥不出来，除非他在他内心和周围把一些人，物、感情、利益都扫除干净，而这些都是他几乎没有看到或根本没有看到的，因为他的思想超越了这些。真理以及直接实现真理的方法，都非常清楚地闪耀在他的眼前：因此，他怎能理解别人会对此感到惊讶，又怎能理解别人会热烈辩论他实现真理的方法并有种种误解呢?于是，他灰心丧气，烦躁不安，有时满腔怒火，却又很快压下去，然而，应该指出，特别是当他的谋划有破绽时，当他的谋划在进行中出现差错时——他不知道出了什么差错，只是有几分感觉到他的谋划太大，有些部分没有配合好——只有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在1809-1813年的那几年里，他变得忧郁烦躁，把他精神上的痛苦和厌倦情绪用刻薄的语言表达出来，而这些语言往往毫无道理，只是在他的部下和侍从中间产生和激起了不安和反抗的浪潮。在这样的时刻他是非常可怕的。每个人都提到他那雷霆般的怒气、他那刺人的语言。他使周围产生的恐怖气氛、他那使人无法忍受的眼神。但是，每个人也承认，他会很快就原谅人家——或者更好一点，很快就忘掉。迪罗克说过：“不要理他，他的话是凭感觉而不是通过思考说出来的，更不是他打算明天要实行的话”
他威胁着说要抢毙所有的人，实际上可并没有一个人被枪毙。在一切情况下，他宽恕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甚至到了软弱和盲目的程度——到了傻瓜的程度。一旦宽恕了，他在言行上从来不表示后悔。他不仅原谅笨手笨脚的人，甚至原谅不服从的人：他还把变节的人置之度外，贝尔纳多特、维克多，奥日罗，布廉纳，甚至导致他在法国作战失败的苏瓦松事件中的莫勒，都没有受到惩处。在来比锡战役的前夕，他安详地跟缪拉谈到缪拉同奥地利进行的秘密谈判。不久前还是路易十八的大臣而且刚刚发表一篇反对拿破仑的卑劣声明的苏尔特，还被任命为“百日战争”的参谋长。当人们告诉他马蒙已经叛变投敌时，他的回答是：“他的命运会此我更为不幸。”
实际上，他没有时间存报复的念头：“人们必须懂得如何饶恕别人，而不应该坚持敌视和发怒的态度，这种态度只会伤害左邻右舍，并妨碍自己的愉快生活。'一个身强力壮的人会咒骂他所撞上的石头或刺伤他的荆棘，但是一秒钟以后，他就把石头和荆棘忘掉了。他甚至忘记在路上还会碰到别的石头和荆棘。善忘，这是我们所具有的品质之中最高尚的品质。它也是最富有成果的品质。善忘之于宽恕，正象怜悯之于正义一样。它完全证明，在我们内心里，有我们感觉和精神生活的一些因素远远地占着上风，通过这些因素，我们可以重新焕发我们的感情和理想，并以彻底的坦率态度把自己置身于新的幻想之前。正是这些因素为世界保持着那种更新世界的永恒力量——爱情、希望、自豪、对永生的切望。
而且，拿破仑的发怒往往还是他假装出来的。它发怒不过是他所使用的那些手段当中的一种罢了。我是肯定地这样看的。人们在他的眼中不过是可以玩弄逗乐的小孩：他保护他们；如果诚实，他就喜欢；如果卑鄙，他就轻视，而且总还有点嫌恶。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脑子的话，他就对他大声吼叫，他知道一个人象一个小孩一样就怕大声高喊。他以完善的艺术来摆布他自己的怒气，知道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场合把抚爱和恐吓揉和在一起，并且用这种手段来迷惑外交官，蔑视政客，使普通的士兵成为英雄。“我的铁腕不在我手臂的一端； 它在我的脑袋里。造物主并没有给我铁腕；我的铁腕只有通过我自己的谋划才能发挥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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