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自从拿破仑出现以来的一百年中，一方面是由于拿破仑的命运的榜样在那些诚服于它的人们的心中所引起的异常的变动，另一方面是从前一世纪继承下来并且凭借拿破仑的力量而进入欧洲大陆的哲学倾向，在这两个方面之间，似乎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冲突。当你打开一本文学史时，你会发现很少谈到这个事实，不说别的，这至少是使人吃惊的。即使涉及到它，也只是零碎地联系到某某作家，或联系到他的某一本书或是他的一本书中的一章。但它从来没有得到象对一个普遍现象所应有的那样详尽论述，例如对阿西西的圣法兰西斯的生平所作的详尽论述，虽然他的影响只限于意大利的几个省，而欧洲以至全世界却都受到拿破仑的影响。卢梭曾经唤醒了人们感觉中的浪漫主义，拿破仑则在人们的想象中传播浪漫主义的一切外部的根据，忽然打开的通往东方，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的大门，通向历史和传说的宽途大道，奇迹般地冒险，关于在心中带有某种美好激情的个人的能力和各种权利的启示。不久，浪漫主义即行胜过世界上的悲观主义的概念。一些浪漫主义的艺术家——如象夏托布里昂、拜伦、舒伯特以及后来的维尼，莱奥帕第，贝利奥兹和德拉克鲁瓦等人，已经本能地在那些多愁善感者中妨碍它的起源了。在法国革命的最初的一些行动所引起的短暂的幻想之后，在人们的心灵中又掀起了形而上学的绝望的巨浪，同时，一种无度的个人主义觉察到了永远不可能越过的边界。拿破仑就是这样一块岩石，一切为他的灯塔的光芒吸引到那里去的希望，都在这块岩石上撞碎了。诗人们认识到他们无力把他们足以夸耀的东西提高到如象拿破仑那样的一生的水平，而拿破仑的一生，到头来也无力胜过一种累积起来的充满敌意的环境，或者说，最后也无力克服死亡。作为康德的分析的一个结果，哲学家面对着一个无的终极的问题。哲学家们指出了拿破仑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必然性所置于道德偶像的严重阻碍，这种道德偶像的纯洁，已经被拿破仑的光荣永远玷污了。这是第一阶段，彻底的浪漫主义阶段；叔本华首先试图越出这个阶段，就在英雄将死的那个时候，①他提出：世界是一片景象，借其人的力量而展示在个人的灵魂之前，拿破仑已经将他所见的世界的幻影注入这种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将为德国和俄国的音乐以及法国的绘画所更新。
英雄崇拜是第二阶段。按照卡莱尔和爱默生的说法，英雄的力量以其所造成的幻象强加于我们对世界的意识。他们各自作出15位英雄人物的画像，其中除了莎士比亚以外，拿破仑是唯一的在他们二人所写的两本书中都提到的英雄人物。这一定使歌德感到高兴，因为歌德本人也被列入英雄人物的行列，而且他真的曾将拿破仑与莎士比亚相比较，但是他对于他们那种清教徒的保留态度却不以为然。后来，在这个问题上，易卜生和托尔斯泰、有时连惠特曼也同样卷入了这种清教徒的保留。要摆脱这些见解，还需要经过另_个阶段。卡莱尔已经认为(当时他并不了解他的这个重要论断后来会引到什么地方去)：英雄(不论他是谁，也不论他是什么地方的人)的使命就是重新建立秩序，对于一个已被推翻的朝代来说，拿破仑是代表着神权的。
有时，另一种研究形式的发展给这种创见带来新的材料。注意一下法国在历次帝国战争之后出现的一代人的特性，是一件有意思的事。这一代男女经历过这出戏的终幕，经历过在俄国萨克森、香槟和滑铁卢的绝望的努力。他们的神经紧张的强度仍同从前一样，但是热情已经消失了。在人们的心灵中发生了一种倒退。那一代人在其中成长的复辟和资产阶级君主制的气氛，并不适合于振兴或提高它的士气。克劳德·贝纳尔、帕斯特、戈比诺、米莱、库贝、弗洛贝尔、博德莱尔、勒南、夏尔科、泰纳、卡尔波都出生在与哥萨克混战后精疲力竭的部队从莫斯科退回来以后15年期间。他们的那些妒忌主上的光荣的、在抒情的沉思深渊之上的长辈，是在高贵的悲观主义的陶冶下长大的。这种高贵的悲观主义呈现出一种十分不同的表现：讥刺而尖刻，吹毛求疵而乖僻。它寻求在公式的实证主义下，在朴素信仰的执拗下，在讥刺的态度下，在结论的怀疑主义下隐藏它的绝望。如同斯丹塔尔的弟子梅里美所指出的，这是好学的一代，颇倔强，迂腐，过于谨严或过于优柔寡断，但是不敢追随拿破仑到底。这个具有幻灭了的精力的学者的世代，将归结到最完全的唯物主义；或者，作为对它自己的发现的抗议、要在麻醉剂和内省中寻求一座人为的天堂。克劳德·贝纳尔和博德莱尔所属的这一个淡泊的然而又是被诅咒的时代，在不知不觉中经由物的诗歌而接受了圣礼，这种诗歌是以激情审查的，由神秘的纵欲之焰和智力之火所照亮并使其成为精神的。这个世代比它以前的世代更为悲观，因为在它的解剖刀下，它不能挽回它的失去了的神，而且因为它的高扬的情绪被它目睹的人们流出来的鲜血汇集成的河所淹没，被它延长的放荡行为所淹没，被它用来覆盖它的痛苦的香水和音乐所淹没。……然而，它还是这样的一个世代：它把一件研究和征服的工具交给了人类(当时人们几乎还没有开始认识到这一工具的力量和价值)，从而把重新产生出来的希望的各种要素搜集在一起。
有一种趋向乐观的尝试——照实来说，没什么成效——其起点就是在大约40年前意料不到的应用科学的成功，这个尝试受到严重的阻碍，不过这种阻碍与其说是实在的还不如说是外表上的。人们错误地试图直接在社会的岩层上重新树立由于上帝的消灭而被粉碎了的希望，而且把科学所提供的工具的再生的功能奉为神明。然而这个希望只能附着在人的设想工具的能力和发展(部分地借助于工具本身)人的各种难以满足的欲望的不断增长的复杂性的能力之上。当尼采经过了第三阶段——悲观主义阶段——指点那些绝望的有识者说，在“谋求权力的意志”中有一种取得重新建立起来的幸福的诱因，我相信，在他周围正在兴起的科学文明的景象，对于那个有益的直觉必定是有关系的，如同空气对人所起的作用一样，人在呼吸时往往没有觉察到他在呼吸空气，而空气使人的血恢复生机，尽管对于那些因肺过弱而不能支持的人会发生致命的效果。因为象所有的神话一样，科学虽然会造成毁灭和引起灾难，但却是能使人类更加伟大的最有效的手段：它能够重建每一座废墟，经受得住任何灾难；它无休止地创造出新的神话，以使人类的希望不会绝灭。
科学所赢得的一切胜利(这些胜利以前的各个时代是一无所知的)——我指的是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他们开始夺取整个世界(如同巴尔扎克所庆祝，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证明为正当的)，德国的现实主义，经济上的帝国主义，美国活力的现代诗——所有这些胜利，不论人们在斥责它的罪恶或是颂扬它的恩惠，都可归之于爱默生称之为“民主主义者化身”的天才的暴发户的标本，这种人的生活，分析到最后就是：承认冲突的道德而斥责安逸为不道德。一旦有几个人认识到有一个人曾经能够长到无限高度，能够把人们抬高到他们自身之上，能够溃决新力量和新观念之急流使之倾注于世界——而这一切也就是反对一个社会制度，尤其是反对一个古老的道德体系；在那一天，拿破仑的精神引力范围就真正开始实现了。斯丹塔尔的不道德主义使英雄的勇气、自豪感和远见去反对社会伪善的组合。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斯拉夫人的气质使他察觉到：假如世上先消失了激情、能力和犯罪的冲动，那么就不会有怜悯、爱情、美或正义。惠特曼的全体一致论在事实上接受一切能使人的心胸更加广阔、更富于事业心的品性。后来尼采把这些分散的言论结合起来，断言人皆有要支配一切的本性，在人的连续上升中，只在自己实现自己的能力上有限制，别的限制是没有的。在各种精神的广大统一的神秘中——在这里面，诗人的职务就在于承认阶级、等级和种族的欲望，而这都是在人生的判决的漫不经心的举动中依次或同时形成的——逐渐产生一种对世界及其命运的新意识。应该注意到：在实际上，学者们和哲学家们都各在其自己的领域中致力于证明这些欲望是正当的。达尔文耐心地阐述最适者生存的学说，斯宾塞则将这一学说全部移植到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去。在政治学方面，戈比诺断言，一个民族按照其选择而行动的权利，从属于某些优等种族所具有的治国的才能。卡尔·马克思力求证明，效用和生产力使那些按社会范围进行生产的生产者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工团主义则又宣称和益关系方面的联合具有塑造和建设的力量。在条件和事实范围内，美国的实用主义将那种在纯粹理性中使自己无所动作的人的被动性，置于以行动来肯定自己的人的胜利运动之下。
有朝一日这一切将失去它的矛盾和棱角，而化为一种天然的合成体，属于这一合成体的抒情的情感，就连凡拉伦本人也未曾到达过。简言之，这些观念的趋势，就是要对冲突喝采，单单因为它是冲突，就断言它是高尚的，并证明达到一种与失败者相反的战胜者的洋洋得意的生活是正当的。难道不是这样吗？一百年来，一个人的影子一直在这个广大的运动上徘徊，这个运动正倾向于以一种还在萌芽状态的精神的体系来代替另一个因其任务已完成而消灭了的精神体系。人权与神权，已经交换了它们的阵营和性质。自从拿破仑时代以来，按照人权来识别谁是正当的，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人权不过是已经实现了的习惯。问题是要知道谁按照神权来说是正当的，神权是将成为神圣的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