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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的可怕的教义宣传，立即在欧洲发起了行动，使它不可改变地发生影响，这种行动所产生的后果，连同许多别的事情，我已经叙述过了。这种行动似乎是机械的，现在我将把这个行动的问题捐置一旁。有某种比国家统一和公民平等(这二者几乎应完全归功于他)对人民更有用的东西，况且，这二者只有当它们值得以武力来夺取时，它们的意义才真正为人们所认识；有某种甚至比信用贷款和物产的大量流通．比在技术发明和工业略取方面所作的非常努力、比遍及全球的巨大的交通中枢网、比这些事件对劳动组织的重大反作用等更有用的东西——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由于有了国家的统一和公民的平等，由于创造了巨大的新社会和新阶级以及无可怀疑的能源和需要才可能发生的。无论如何，这种能源和需要在精神方面的效用更直接，因为它们反过来又产生出一些逐渐改变和培育人的看不见的力量。而那个更有用的东西即是世界所采取的出乎意料的态度，当时一些深思熟虑的人们意识到：要赢得那种统一和那种平等以及从而产生的模糊不清的后果，就必须作出精神的和军事的努力。费希特在50岁时再次投笔从戎，这一事实不仅证明这种努力对于人生的行进不是漠不相关的，而且迫使人生向如此的方向发展，这个方向在人的思想中激发种种能加强这种努力或者甚至从根本上变更其价值的内在的斗争。法国的夏托布里昂、拉普拉斯、德·斯塔尔夫人和邦雅曼·康斯坦、英国的福克斯·柏克和沃尔特·司各特、德国的歌德、贝多芬，意大利的阿尔菲利和芒佐尼、西班牙的戈雅都认为各国人民的道德命运系于拿破仑的胜利或被推翻。然而，无论拿破仑胜利或失败都必然要引起一种对道德命运本身的巨大震动。拿破仑对这事有责任吗？据我看来，似乎是有责任的。一个人出身贫贱而至飞黄腾达，不可一世，自然会引起世人对他倾注憎恨或钦佩的精神上的热情，他对此终究是有一些责任的。
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加以阐述。我认为，在这一切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奥秘，人们不敢去探究这一奥秘，因为一旦把它揭露出来，就会打开许多道路，打倒许多划分畛域的藩篱，而这些畛域却被认为是应该永远保存，应该永远划定界限的。创作反映重大事件的戏剧的人，在人们的心中也创作了戏剧。陶醉、不安定、贪婪、冒险精神和牺牲精神支配着一切。爱情到处漫游，燃烧，散播冒险和悲哀的种子。假使有一对情人，在嫌厌或热情的情绪中结合，或者另一方面，由于有着为纵欲所苦恼、满足与提高的情绪而分离，在分别或再会时的狂热中产生一个婴儿，那么这个婴儿就有可能成长为一种异常的力量，有一颗热血沸腾的心，有一个迷乱的灵魂，对生活和求知有强烈的兴趣，当他在由于一场非常的冒险所引起的骚乱之中(骚乱的扰攘声在他的四周都可听见)长大时，尤其如此。在两场战事之间，他看见他的父亲或长兄穿着华丽的军服，并且好象就在火炮齐发的轰隆声中听人讲述史诗中的故事；他的母亲或姊妹的沉默和眼泪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由于一些国名和城市名所唤起的遥远的海市蜃楼而心潮澎湃，如果没有看到从一片白雪覆盖的平原上升起的金色圆屋顶，或是从湖上和棕榈林上面矗立着的尖塔，或是直到与闪闪发光的冰川齐平的层叠的山林，或是在柏树和玫瑰丛中的石阶和铜像，或是长着黑黝黝的发光的眼睛、头发上盘绕着鲜花的美丽的海妖等等景象，那么这些国名和城市名是连想也想不到的。既然在每一条路上都有爱情、死亡、光荣等候着他，一个年轻人的想象，不能不接受那个人的不可磨灭的、要求赋予生命的影响；那个人的神话式的存在就是这一切的托词中心、灵魂和意向。1796年，波拿巴开始崭露头角。在1809年左右，拿破仑达到了名声显赫时期的顶点，在这个时期之末，他的人民患了贫血症，全世界反对他的势力把他打倒了。这是一件令人难忘的事实：所有伟大的法国浪漫派作家——那些具有强大的感召力的人们，在想象和思想中，似乎又开始登上英雄已经在行动上完成了的、跨越历史和世界的抒情的航程——雨果、巴尔扎克、仲马、维尼、米歇莱、乔治·桑、圣一伯夫、科罗、巴里、德拉克鲁瓦、奥古斯特·孔德、巴比埃、梅里美、贝利奥兹、多米埃、普吕东都出生于1796年至1809年之间。在直到拿破仑被推翻以前不肯放下武器的顽强的英国，济慈、卡莱尔、麦考利、斯图亚特·穆勒、布朗宁夫妇、达尔文、坦尼森和狄更斯都出生于同一时期。门德尔松、舒曼和瓦格纳则是当整个德国在苦难和忿怒中加紧反对拿破仑的时刻出生的；其父是法国人、其母是波兰人的肖邦出生时，正值波兰的安德罗麦达把拿破仑看做是一位从天而降的波修斯；意大利的莱奥帕第是在那场深深搅动了这个半岛的精神的意大利战役将近结束的时刻出生的；马志尼和加里波底是在他们的国家在拿破仑的手下第一次实现统一时出生的。最后，一个令人难忘的事实是：普希金、格林卡和果戈里出生于俄国人拿起武器进入与拿破仑冲突的年代里；屠格涅夫、陀斯妥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则出生于俄国又渐次转入沉睡之后的几年中，当时俄国曾被认为是战胜了那个欧洲的裁决者无敌的拿破仑的国家，而俄国也想象它能够复兴欧洲。
拿破仑奉法兰西之命把革命的狂热灌输到欧洲的精神中去，奉上帝(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之命把人类命运的悲惨问题提给欧洲的心灵。在这场由于这个人的出现而刮起的大旋风中，他所激发的个人情绪对于智力的进展、观念的判定以及一个世纪的全部精神建筑具有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在创造发明上、在研究上以及在对全部有记载的历史的探讨上这个世纪具有最丰硕的成果。夏托布里昂的妒忌不过是一种秘密的纲领，它反映在爱国的或共和的雷霆爆发或咏怀孤寂上，反映在一位世界大师自豪地依靠于抒情诗的感化力上，这种诗英国的湖滨派诗人科尔里奇和沃兹沃思在战争的狂乱中早已运用过了。在他们那边，索西颂扬了英国士兵和水手们的忠心，乌兰德和吕克特拿起了蒂尔台乌斯的抒情诗来鼓励德国人民反对恶魔，拜伦以仇恨掩盖其妒忌，有失身份地将拿破仑与一个流窜于各海域的乱伦的海盗相提并论；而在我们这方面，拉马丁、维尼、雨果、基内、巴比埃和巴尔扎克，他们之中有人赞美，有人忿怒，他们给一个人作了一幅启示式的或浪漫式的画像，把这个人描写得如此可怕，以致在他们看来，从此以后谁要是没有在一生中已经遭到失败的亲身感受，就不能与拿破仑相比。斯丹塔尔承认他自己的失败，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只有他一个人是成功的：他看透了由君主专制、寡头专制、封建制和教会结合的神圣同盟所完全改变了的英雄崇拜，而在立即达到揭露全部社会的伪善时，他以拿破仑为榜样，建立了一个新的道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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