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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一个人在死后所留下的影响，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人们能够看到这种影响的轮廓和外形，但是要探查在它周围的地面，测量由于它的分量而使地面下陷的程度，观察它所压坏或推后的根柢的性质，以及标记地下各种力量的暗晦的运动，却是比较困难的。由于它所产生的剧变，这些地下力量或则联合作用，或则相反作用，而在旷野中于人们所未料到的地点暴露出来。即使它的轮廓和外形，也只能对它的真实价值提供一个虚假的观念。有人按照它做了些石膏模型，放在架子上。星期日到博物馆参观的人们，以虔敬的目光凝视着这些蒙上了一层灰尘的标本。一些吵吵嚷嚷然而却是驯良的年轻学生和真挚的老闺女整整一个星期在这里临摹这些标本，以便拿去做壁炉的面饰、仓库和整形外科医学院的装饰品。这些参观者中的少数人也许听得到外面洪流的喧嚣，但是，他们怎能想到：如果前面所说的影响未曾开放某种不可见的源泉，就不会有洪流呢？
拿破仑在政治方面和感情方面的影响，无论如何从表面上看来是预兆不良的，这已经得到证明。他的死后的名声，已经产生了一种关于他的流行的、令人厌恶的形象；并常常激起雨果派鼓号齐奏的喧嚣，甚至引起了感情冲动的醉汉和悲哀的酒徒的灵感，他们分别以德·缪赛和贝朗热的名义，用孤独的胡诌和爱国的狂热感染了数百万大学生、卖糖果的商人和年龄不详的女士——这一切无疑是可悲的；而对于那些把这样的胡言乱语当做正经话的批评家来说，则尤其可悲。他死后的意识被附会于委内瑞拉革命党的宣言、小学教师的激烈论争、军人的假面舞会和插科打诨以及第二帝国的制度(第二帝国不仅是对他自己的帝国的一幅讽刺画而且是他的帝国的反面)，这些又都是可叹息的事；而对于那些因为一切行为看起来相似而不能分辨其性质的历史学家和伦理学家来说，则尤其是可叹息的。拿破仑是一位诗人这个事实，就是对他的后来的模仿者的一种不能取消的谴责。这些模仿者是：带着一只制成标本的鹰从海外来到我们法国的那一类人；挟着拿破仑制定的法典，妄图在法律方面教训拿破仑的乡下律师；因为街上的一个小孩对他伸舌头，就以文明的名义拔剑砍掉那个小孩的手的城镇驻军的英雄；在说了一句投合时好的口头禅之后用嗄哑的声音呼喊光荣或诅咒屠杀的音乐厅的小丑；退役的非战斗部队上尉或屡教不改的罪犯那一类人。
拿破仑的影子被用来当做吓鸟的稻草人，或一切政党轮流使用的一面旗帜，每一政党都竭力收集那些最适于增进他们的私利的拿破仑的生平事迹和轶闻。他们借助于一些卑劣文章，不把他说成是一个奴隶监视人就说成是一个军乐队长。然而，拿破仑对于波拿巴主义没有什么责任，犹如米开朗琪罗对于画院主义或耶稣对于教权主义没有什么责任一样。世人对拿破仑的判断，都以一种古老的、不可救药的误解为依据。他为一个假面具所遮掩，这个假面具是一个获取暴利者为他的愚蠢的顾客们画的，在它的下面拿破仑的真实面孔既隐藏了它的烦扰也隐藏了它的平静。一个人的精神上的帝国，恰恰是从他的有成见的反对者、尤其是他的模仿者为这个帝国划定的最远边界的界限所在的那一条线开始的。要指出蒙台涅对皮埃尔·夏隆或对无数英国的草率作家的影响并不困难。这些英国作家大胆地把他们的作品称为“论文”，其实是与论文十分不同的。不过，我还不敢肯定人们是否认识到：如果有蒙台涅的启发，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巴斯噶就决不能为西方打开现代思想之门。任何人都知道鲁本斯对范·迪克的影响。但是谁能够描述他对两百年以后的拉马克的思想所发生的神秘然而是决定性的影响呢？而拉马克显然是不知道他的名字的。那个把大人给他用来买麦芽糖的一文钱给了乞丐的孩子，要比靠基督吃饭的牧师离基督更近得多。一个小孩子拿一片木炭在一座倒塌了的小房子边墙上草草画出一只向墙跷起一条腿来的狗的图画，这个小孩子比起那个以在美术学校教授拉斐尔派绘画为职业的画院画家来，离拉斐尔并不更远一些。心灵是看不见的，而它的力量也就在这里。在论及拿破仑时，我不大清楚夏托布里昂是否真正了解这一点，然而他写过这样的词句：“当他在世时，他未能占领世界；在他死后，世界却是他的。”当他为了指出人们应该在哪里去找行为效果的表征，不注意行为的物质性而写出上述的词句时，我不能相信一个具有他的才能的人，是在思考拿破仑的行为的外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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