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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破仑心中，一种对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的渴望，和事实的顽强惯性之间进行着斗争。这种斗争迫使他象在手中扭一块硬铁那样地扭着这些事实，也迫使我们以矛盾的心情思量他的为人，这种矛盾心情是我们在思考生活本身时产生于心中的。他的一生是强度和力量达到顶峰的一生，他按照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观点，或同时地或交替地唤起爱和恨，却又声称要对道德和死亡坚持斗争。“这是一个不可理解的人，他轻视自己最有力量的行动，从而找到了贬低这种行动的奥秘，同时却又将自己最低水平的行动提高到自己的应有水平”，①这样一个人的命运是一种巴斯噶式的冲突，这种冲突从意识领域，一直延伸到各种事件的领域。具有一般心理的人指责他；其实，他已经抑制了自己的本能：这种本能给他带回那使他克服阻挠自己远飞高举的重重顾虑的超人才智。
歌德称拿破仑是“完美的英雄”。歌德拒绝承认任何人是英雄，他只有在用基督教圣徒的颇为乏味的概念时才承认谁是英雄——这就是说，这个人能够克制自己的激情(往往是不很残暴的激情)，以便使自己不因激情招来痛苦。但是拿破仑具有能把自己的激情安排得当的力量，并将这种得当安排推之于一切人。一个人内心的激情越是杂乱得可怕，就越难作出英雄的业绩。“完美的英雄”是这样一种人，他热爱战争而又禁止屠杀，他喜爱爱情而又能驾驭女人，他热爱权力而又蔑视任性，他热爱光荣而又斥责颂扬，他爱生而又敢死。这里有一个危险——就是爱自己的族类：耶稣从自己身上扼杀了这种爱，但拿破仑却被这种爱摧毁。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公德，他利用公德，因为他的“体系”要利用公德，虽然他并不相信公德的基础是完美无缺的。除了这些无法克服的弱点以外，歌德说的那句话是对的。这里不存在苦乐的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服从他的本性的命令，办法则是通过同生活的可怕的接触把这些命令制订出来；当然在同生活本身接触时，还要承受生活的最充分的后果，即使如果这样做，就意味着每天都要经历内心的紧张以抵抗生活的各种冲击。一个人闭上眼睛投身到斗争中去，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从斗争中迅速撤出来，也是轻而易举的事。他是眼盯着斗争、接受斗争的。他具有使斗争不超过自己心灵的升高水平的罕见能力。不要羡慕他，也不要可怜他。他是不会懂得你们的语害的。他曾说过：“我的心不要寻常的欢乐，也不要寻常的悲伤。”
他这句话里，有一种自主的力量，这种力量给予世界的远远超过从世界得到的。正是运用这种力量，他抚育生灵，同时又驱使生灵转徒四方：他简直就象一条不可阻挡的河流；他在临死之前给现实和世人留下大宗财富。他独有的一个巨大信仰鼓舞着他，这个信仰是模糊的，却是无懈可击的；它与一般的信仰全然不同，是在极端怀疑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1796年，当时没有一个人弄清楚信仰问题，只有他弄清楚了。在1814年，只有他一个人保持自己的信仰，而别的人却全部失去了自己的信仰。在信仰方面，他真的好象是悟得了上帝的一个思想，他受上帝的委托，把人的素材改造成为一个诗篇。他横渡世界向前行进，与此同时，一出伟大的戏剧上演了。他是这出戏的主角，他的想象给这出戏剧增添新鲜场面，而在戏剧达到高潮时他一直屹立在舞台上。这出戏剧创造出奇妙的神话，以便使他可以有力量把那些可以实现的部分化为现实。他要迫使东方后退，而建立西方的国家。为此，他使西方认识他自己，并梦想将整个东方纳入西方的轨道。因此，他既是理性的维护者，是以西方的意志力反对亚洲的斗士，又是将东方神秘主义传人欧洲的新的先驱。我不知道他是否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是他是感觉到了这一点，这其实更要好些。和赫克利斯一样，他甚至笑着说这样的话：“我一直把世界扛在自己屑上：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容我疲倦的职责。”
人类在朝着命运前进，而命运却毫不疲倦地跑着离开我们，使我们感到极大疲倦——这的确是我们自己的疲倦。这种疲倦再增一分，人类的心就无法负担，除非它偶然地跳动在一个伟大人物的心胸里。我们不是好象听到埃斯库鲁斯自己在放声悲叹吗？他叹息的是：人类被指责往往热情一来就越过了上帝的疆界，却永远到达不了上帝身边，而只得退回来，在回忆当年的豪情中流血而死。
拿破仑说过：“我是一个新的普罗米修斯。我被拴在一块石头上，一只兀鹰在吃着我的肉。不错，我曾从天上偷得火种，并把它作为一份嫁妆送给法兰西：火种已经回到原来的地方——我却留下来了。热爱光荣，如同撒旦在混沌上架起的从地狱通向天堂的那座桥一样：光荣把过去和未来连结起来，中间隔的却是一个巨大的深渊。除了我的名字以外，我什么也没有留给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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