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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勒有一天同拿破仑谈他的长兄约瑟夫的行为和意图时，拿破仑回答说：“你就要去协助他了，这很好。他一直是在干那些引起部队不满的蠢事。我的士兵被西班牙人杀害，他竟让西班牙委员会审判凶手。他显然不晓得，我军所到之处，都有法国的军事法庭，审理暗杀军人的案件。……他要在西班牙人中树立好名声，他想让西班牙人心里相信他是喜欢他们的。但是，君主的仁爱与照料孩子的保姆的温情可不一样：君主应该使臣民对他敬畏。……国王给我来信说，他要回莫方登①去：他想乘我忙于处理其他重大事务之际，当时我确实很忙，他以为他可以使我感到事情难办……正当我已把我的精锐部队交托给他，正当我要动身去维也纳，随身只带几名新兵以及我的威名和一双大皮靴的时候，他来要挟我了。……他说他宁愿到莫方登去，不想留在由于流了不义之血才得来的国土上。这种话和英国人的谤文里用的词句有什么两样。我倒要问问，莫方登是个什么地方？它是我在意大利让人流血换来的。……不错，是我让人流了血。但是流的是敌人的血，是法兰西敌人的血。他居然竟会说出这种敌人要说的话，这合适吗？再说，这位国王今天是西班牙国王，那是他自己要当的。如果他当初想留在那不勒斯，他本来就可以留在那里。他以为他可以难住我，那他可是大错特错了。什么也拦不住我。我的计划一定要全部贯彻。我有足够的毅力和力量。什么也难不住我。我的族人如果不是法国人，我就不需要这种人。我的几个兄弟都不是法国人，只有我才是法国人。……
“我爱权力。但我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而爱它的。我爱权力，正如一卜艺术家爱他的小提琴。我爱权力，因为我能用它来制作声响、音调与和谐的乐曲；我象艺术家那样爱它。荷兰国王也在谈论着他的归隐生活了!但是我们兄弟三人，只有我才最配到莫方登去居住。我这个人是由两种不同的人合成的：一个是有头脑的人，一个是有赤诚的人。我同我的孩子们玩耍，我同我的妻子谈心，我读书给他们听，我读小说给他们听。……”
我引用这段动人心弦的谈话，首先是因为这段话激发我写这本书；因为这段话是出自拿破仑之口，它具有一种非凡的意义；在他出生的那个世纪，除了孟德斯鸠、也许还有狄德罗是例外，自然也要把卢梭、伏尔泰以及他们的门徒除外，所有其他的人对他这段话的含意只有反感，而决不会赞赏。还因为与他同时代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能理解这段话的含意，就是罗德勒也不理解(歌德除外)；最后，还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在此时此刻已经开始赞赏这番话的伟大意义。
由于一次广泛的科学研究已探索到心理的起源，恢复了神话的原有地位，指出了道德条条的不足为恃和假仁假义，证明了动机和借口的一致性，并且发现了在各种形式之下的同一原则，有几个人这才开始认识到拿破仑是诗人，认识到艺术是一种想象的行动，而行动则是生活实际的艺术。只有拿破仑至少已经确凿知道这一点，并且也已经这样说了。而且他的传奇式的一生表明他对于没有希望达到的和谐有深刻的理解(他一生就想通过他自己表演的戏剧而达到这种和谐)——这一点，至少对于能认识到下述情况的任何人来说都是值得欣慰的，这就是，戏剧不过是心灵想明确调和它永远不会消除的一切矛盾的一种渴望罢了。
这样的话必须再三再四地说。我们看到流血，但看到心灵被奴役。拿破仑可能对许多人的死亡难辞其咎，但他仍然和这样的人属于同一类型：就是每看到一块未经雕琢的石头就想到要用它刻成石像的人；或者是那些听到嘈杂的声音就要把它谱成交响乐的人；或者是那些听到欢乐或凄切之声就想把它翻作有韵律的诗歌的人；或者是那些把意味深长的话净化为流畅的散文的人。天命逼使这些人的秉性在世界上形成一种体系，而好奇，不安、苦恼、忘我、埋没、战争则是构成这种体系的条件。当这些人合上眼睛死去的时候，这种体系一时之间摇摇欲坠，但是另一些人又把它重建起来或作某些修改。这种体系可能存在一百年，也可能存在五百年、一千年，它最后总是要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后世的人对这种体系积累起来的幻想又继之而起，坚持效法，经过无穷无尽的冒险造成的流血混乱局面，一直走到尽头。这种体系的精神结构，也和这些人的精神结构一样，是围绕着激情、迷醉这个核心建立起来的；其特点永远是对探索的渴望。那些不具有这一可怕力量的人肯定不是危险人物，却是无足轻重的人。
歌德说拿破仑是“一个不可企及的人物，……世界的缩影。在他身上，照耀心灵的光辉永不熄灭。”
这种体系之下的专制(就拿破仑说来，这是他自己的体系，)是这样一种专制：虽然在他行进时，他总是必须能以按照他在自己心中用以建立这种专制的手段任意修改它的理想，但他却又不得不(象所有那些通过诗歌或绘画来表现这种专制的人们那样)客观地和有系统地把这种专制表现出来；而对于它加给所有人的这种专制，他们也许接受，也许反对，但是这种专制的必要性却又在许多世代中闻浸透在他们身上。他同暴君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意图有连续性。他囚禁罗马教皇，灭人之国、临时立一一些国王，不是出于一时任性，而这种任性随后又立刻为别的任性所代替。他这样做是为了保卫和维护一个能够理解万物又涵蕴万物的个性，这既代表一切人又违反一切人的意愿。尼罗不是个艺术家，却装作象个艺术家，因此时而令人发笑，时而显得奸猾。人们见到拿破仑，很少想发笑，也决不想哭泣……他时时、处处、在任何情况下都为自己的梦想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伟大而牺牲安逸。从外表上看，他是个能欺善诈的阴谋家、骗子手，但若对他进行深入研究，就可以看到他是极端天真纯洁。他的富有诗意的意志力给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界披上一层面纱，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请注意，当全世界的人都错了的时候，只有他是正确的。同他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相比，他同时代的人之所以仿佛有些才智，是因为他们保持了往昔的疯狂观念。这位伟大艺术家象是发了疯，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属于未来的一种智慧的思想。上帝是唯一行进着的人，他不时改换脚步，以免疲劳。拿破仑与上帝的机智合拍，他是上帝的道路上的一步。
为了对付既得利益者的抗拒，对付偏见与习俗，他树立了一种新的行动规律，而最后克服了这种抗拒。他所运用的力量不只是抽象的力量，那是他自身的力量。那是他的心灵的一种功能。他是一个伟大的个人，但他又打破个人的界限，以便超越这种界限，将社会的一切与宇宙的一切融为一体，正由于此，他的力量就是心灵自身所起的功能。他说过这样一句适用于一切有创造精神的人的话：意志力、性格、勤奋和勇敢造就了我这样的人。”勇敢是敢于想象，勤奋是勤于研究、勤于用自己的方法进行试验，意志力在于务求其成，而性格又足以对抗那些以“正人君子”自命的聪明恶棍——这就够了，但是伟大的人物如果明确地并且有成效地去面临他曾表示过的巨大困难，则这样几点是极为需要的。正如诗人在感情中寻求绝对事物那样，他是在行动中去寻求它的。在实际运用他自己的手段即政治和战争这一点上，他是个深刻的现实主义者。因此，在他面前(在诗人面前也是这样)，现实会十分迅速地、必然地变成他的幻想的符号。他随意把它碾为童粉。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整个世界、历史的和传说的整个世界、各种人种和各种激情的整个世界，在他眼中立刻会变成只是一本字典，而他就从这本字典中查找合于自己幻想的一词一韵，在这种幻想中，他的无可救药的幻觉看到他的努力是徒劳的。他把想象的线条抛入空间：他的感情使这些线条成为实体，他的推理力把它们整理成形。由于他有先见之明和统治才能，他的想象追求着一种悲剧性的平衡。他一次又一次地在刹那间得到这种平衡，但是由于他操之过猛，他的想象起不了作用。紧接着，追求平衡的新的欲望，而且是更为狂暴的欲望，在他心中又油然升起。他的力量的限度，或者至少可以说，他实现计划的力量的限度，乃是人类力求作最小努力的本能，而正是这种本能在最后背叛了他。——他只是在力量有限度这一点上，同那在抽象事物领域中工作的人不同，这种人在其种意义上比拿破仑胜过一筹，那是因为拿破仑冒的险更大。纯粹思想的有利之处在于：现实事物和事件与纯粹思想并无任何关系，但纯粹思想对音响、声音、颜色、形状却能呼之即来。但是，如果凑巧纯粹思想的富有诗意的呼唤力更大，以至纯粹思想能够将事物本身束缚于思想之中并将行动纳入想象的轨道，而且用的又是足以使事件不得不按纯粹思想的步调发展的力量，那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时期，这时事件就会堵塞纯粹思想的道路，事物则以其自身的惯力寻得抵抗纯粹思想的手段。……拿破仑和米开朗琪罗一样，是被他自己的手段打败的：他并未完成他自己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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