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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自己给他的战争艺术下了定义。“欧洲有不少卓越的将军，但他们看的东西太多，而我只看一样东西，那就是在我面前的大家伙。我设法把它们消灭，附属体就会跟着自行瓦解。”拿破仑这段精采的话，画家、诗人，音乐家、雕刻家大可几乎逐字逐句地重说一遍。这是创造家的语言，创造家从概括和整体出发摹想事物，发现一种理想需要实现它时，就把它当作未经雕刻的粗材料竖在面前，立刻看到它有几个突出的、按照自己的规律形成的特征值得着重刻画。
他把整个欧洲看作自己的战场，即使对最不重要的一次战斗也这样看：如果他生在今天，就会把全世界当作他的战场。在战争的棋盘上，他总是能保持相距最远的两点之间的关系，并且总是能完成这种关系要求他采取的行动，除非他没有足够的物质手段这样做。他知道他每一次军事行动所带来的一连串后果，由于人性的愚拙，将会一次又一次地重演，几乎象机器一样准确。例如，他事先就知道，在他攻克维也纳以后，将会诱使查理大公离开意大利朝着他的方向进军，而这位大公本来该尾随马塞纳之后。有人看到他在巴黎伏在地图上研究作战时，把一根针插在马伦哥城上面，那时他的军队还没有出阿尔卑斯山。乌尔姆战役后，他听说普鲁士已经对他宣战，达时，他不是向莱因河方向撤退，让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军队有时间重新靠拢到一起，而是把整军待战的普鲁士撇在一旁，猝然向奥俄联军发动进攻，先把他们解决。作战各军各走什么路线，怎样缠绕到一起，又怎样分开，都演现在他的脑海里，就象天空星体的运动演现在天文家的脑海里、音响旋律的变化演现在音乐家的脑海里一样。有一天人家问他哪一次战役是他最得意之作，他问提问者，他提出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然后他说：“我的各次战役，不能分开来看。它们在地点、行动或意图上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们都是极其广大的组合中的一部分。”远征埃及，欧洲大陆的封锁，甚至征俄之役，都在一部军事交响乐中各自担负一个预先排定的乐章，一次战斗只是交响乐中的一支间奏曲，它在有些时候，尽管投入了不少人物和想象力，只能产生平凡的效果；但更多的时候却能以最小的气力产生重大的效果。
所有这些都被人们严重地误解了。例如，有人花费了大量笔墨辩驳说，拿破仑不能说马伦哥之战为他增加光彩。但是这个庞大的作战计划是在巴黎事先制订的，其中包括越过阿尔卑斯高山和攻占奥军后方的米兰城的行动，在具体执行时发生一小时的偏差是影响不了它的谐调性的。那不过是庞大乐队里坏了一件乐器罢了。他们在这方面还提到坚守热那亚使整个战略得以实行的马塞纳；也提到实现这一战略最有功劳的德赛。但这反而更能说明拿破仑善于选择他的主要部将。这次大捷是不是靠在热那亚作出的牺牲呢？当然是的。艺术靠牺牲而生存。拿破仑的艺术之所以高超，就在于拿破仑同意作出的残酷牺牲，使人人都以为他的作品有缺陷。我已说过，拿破仑的艺术的最大特点是它的造型和音乐性，这里面是没有伤感的成分的，就象塞巴斯蒂安·巴赫或米开朗琪罗根据他们认为代表了宇宙的那些形式结构和音响结构而创造的线条和实体，不包含伤感的成分一样。尽管如此，这些人的残酷艺术却给人以极有价值的鼓舞力量；他们对博取人们的眼泪所表现的蔑视，加强了对这一点的感受。
人们又举出拿破仑从埃及“弃军而逃”的例子。但他那时刚刚收到在意大利作战失利和法国处于危急之中的信息。他很清楚，如果继续留在埃及，他就不过是“英国陆军的一翼。”他一眼综观战局之后，就冒着被俘的危险毅然启航。但他是把不到一个月以前征服阿布基尔沙漠之战的成果巩固下来以后才走的，留下的是一支完整的军队。当然，对军队来说不应这样做，对一位领导人来说也不应这样做，但对元首来说却应当这样做——根据宪法当时他也许还不是元首，但在他的感情上和思想上已经是这样了。13年之后，他在俄国又这样做了一次，离开了他的受苦难的军队，自己回去把法国和德国组织起来去对付来自东方的反攻。他从厄尔巴岛逃出，也是这样的举动，那时，他独自一人在敌视他的地方的海岸登陆，利剑在鞘，要去解开高尔狄奥斯王之结。
人们对他这次卷土重来感到惊奇，他自己却在这时断然表示：“此举似乎大胆冒险，其实非常合理。”他有一种奇迹感。象那些能从整体看待事物、一眼就能洞察事物的复杂构造以便掌握它的统一性的人一样，他知道奇迹为什么会发生，何时发生，怎样发生。他既能看清面前的目标和通往目标的道路，又能找出引向这一目标的共同利益和精神力量，大多数人却只看见那些把他同目标分隔开的物质力量和个人利益；所以在所有的人的心目中，他就成为奇迹人物，一个不断创造奇迹、运用奇迹的人。其实，他只不过是预见到极少有人预见到的事物发展的逻辑性而已，因为预见和逻辑性远不是人人头脑中都具有的特点。此外，他还深刻理解人们有一种奇怪的思维颠倒现象，即把事物的合理秩序看成不可思议，把泛滥成灾的愚昧、盲目和陈规陋习反倒看成很自然。因此他说：“要人相信，办法是把其实之事变成不可信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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