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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行动中的这种一贯的、具有历史必要性的迹象，既说明了他的过错也原谅了他的过错。因为，如果他不是他那样的拿破仑，那么他或许就会仅仅保持两座皇位，最后在一片喧喧嚷嚷的敬仰声中死于蒂勒利宫。他说过：“我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我自己，而不在于别人。我就是我自己的主要敌人，是我自己的不幸遭遇的制造者。我想包揽的事情过多了。”在这一点上的确是他的过错。这一过错虽然毁掉了他，却也许拯救了世界。合并了低地诸国和汉撒同盟各都邑之后脱离其轨道而移动起来的新法国是过于庞大了。俄罗斯过于遥远，西班牙过于牢固。而且要记住，这一切是同一时间内的情况。他的政策铺展过广，人力物力不敷支配。他的军队逐渐患上了贫血症，并已被所招募的外籍士兵降低了素质，变得士气不振；他的大棋盘上的卒子都摆得太远，以致他无法好好照料。他的通讯又传递得太慢，使他无法将他的命令在能发生作用的时候及时送达大棋盘的边缘。这一切是同一时间内的情况。当他向维也纳进军时，他还想继续把持住西班牙。甚至当他向莫斯科进军时也是这样。很明显他确是那样想的，可是他敌不过命运。所以在1809年，当他正处于权势的顶峰之际，当康巴塞雷斯写信祝贺他新年快乐时，他复信道：“如果我想再给你30次向我祝贺新年的机会，我就一定得更聪明些才好。”几个月之后当他已打败西班牙的时候——虽然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次战争是能够归咎于他的——实际上可以说在继之而发生的迫害方面有他一份，他那以发动战争来防止战争的方法使他失去了自制而陷进了战争之中；他脚下似乎开始地崩土裂，因而他就象舟毁落水之人抓住水草那样紧紧地抱住战争不放。他是欧洲命运的仆人，而且注定要听命于命运。
如果环境的命数曾引导他去到处进军的话(不管怎么说，他的军队总是一支解放力量)，那么难道他不能等候时机吗？譬如，先倾注全力完成西班牙战争，然后结束奥地利，然后稍加喘息以召集其人马，并促使对其交通设备和根据地进行一番较长时间的仔细整顿，然后再着手对付神秘的俄罗斯，而让西，奥，普、英殿后。这样做难道不行吗？毫无疑问，不行。他是象一块从山坡上滚下来的巨石，一路上滚裹着积雪，最后反而受阻于积雪无法再前进了。得意和权势使他目眩神移，头重脚轻，他不再能看清楚他的行动同神圣的使命区别何在，后者似乎是在等着他宣告赞成它的表现。他逐日扩充势力范围而反为所困，被责令颁发号令，直至精疲力竭。已成为他生活内容的这种大规模的战斗，继续不断地扩展着，无限地扩展着。因为他本身就是冲突。他的职责就是冲突。
他决不是个冷静的计算者。这种人是要把自己的每一项行动加以衡量，并将之纳入一项各个细节都开列分明的计划之中的。这种计划既须不为个人感情所左右，又须超越当时的情势之外。他在施政执事方面是他自己的主子，可是在抒发情感方面就不是了：在那方面，他的想象力常使他不能自制；他总是预先推测各民族和各君主的意向是违抗他还是推崇他，对他的宏图伟略是支持还是反对。当他讲话的时候他是心口如一的。他象我们之中多数人一样，是按自己的内心活动行事的；它来来去去，好比一个行人的脚步，对碰到的不同事物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有时是诚挚的，有时是温和的，有时是吓人的——并且会被无论是外交官或仆从的态度所激怒。他曾对梅特涅说过：“象我这样的人，一百万人的生命也不在我眼里。”——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气质的又一表现，这种气质只在其本身的水平上翱翔，被人性之不可逆料和人性之怠惰所激怒，而且还希望“与5亿人民为友”——他那些话只不过是一头被一群猎犬追逐得走投无路的野兽突然产生的可怕的怪念头，也是一个支持未来世界的人发出的呼声。在那个世界里，君主们正为了自身的免于垮台而在向人类之中讲究虚礼缛节的人苦告哀求。拿破仑的政治观点是远大的，可是其中不断地如急潮般涌进了他的男子汉激情，从而把这些观点扩大了无数倍，甚至扩大到连他自己都无法确定其实际限度或在可见的程度上加以节制的倍数之上。他痛恨英国，而且对此直言不讳。他对普鲁士常常勃然大怒，公开发作。他曾讲过他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些可怜的西班牙人不接受他要把他们引进西方社会的运动之中的打算。他看不起他的岳父，这是人所共知的。他喜欢亚历山大，对待他象对待情人一样——先是抚爱有加，继而忿懑满腔。他有声有色地过他所写的诗篇那种生活的日子没有他的寿命长，并且他没有能够写完那个诗篇，因为它存在于他的业绩中，也因为如果他不再过那种生活，他的生命就失去了方向。对于这一点他的感受非常强烈，以致他知道如果他表现出丝毫犹疑、丝毫因循或半点儿动摇迹象，全世界就会认为他不再是拿破仑了。他说道：“既然我事业的方向已定，我对未来已经提出了主张，那么我的进展和我的成就便有必要蕴含一些超自然的性质了。”
况且，象他这样的人，取得最后成功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包揽得太多了吗？就算这样吧。他若丢开西班牙不管，或许就能把俄罗斯夺到手；若丢开俄罗斯不管，或许就能把西班牙夺到手；或者，把西班牙和俄罗斯都丢开不管，或许就能把英国夺到手，是不是呢？就算这样吧。然后怎么样呢？然后他所过的无私的史诗般的生活，也就是他强迫全世界过的生活，将会变得不完整得多。他的令人钦羡的才能，正是由他的过火行为培养起来的：他的才能容许他作出那些过火行为并容许他因此而牺牲生命，同时，直至他的末日，又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他在每一阶段都更形伟大，而且在作那些过火行为时他就有一种奇怪的预感，那就是那些行为将会使他在功业最显赫时陷入最后困境——就是在法国的那场战役，他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建立了一座最宏伟的纪念碑，它体现了凡是人们头脑和心胸中所曾孕育过的精力、决心、性格、创造性的想象力、正义的勇气和自豪感。他象一位冶铸师，在看到炉火不旺、铁水在模子里冷却得太快时，鉴于缺乏其他燃料，便赶忙把家具、门窗、地板，甚至他自己身上的肉都扔进了炉膛。
有一件事是只对未来有重要意义的，那就是行为的性质。虽然在1814年之后签订的条约被视作灾难，而在瓦格勒姆村之后签订的条约被视作荣誉，可是1814年给予他的深刻印象以及给予法国本身的好处，都远远超过了瓦格勒姆村。我并非不知道，这类事情在官场中是矢口不谈的。在官场中经常运用的是最卑鄙的功利主义，而理想主义者往往是最先一开口就谈上帝予善人以犒赏、予恶人以责罚的人。可是在诗歌场中，事情恰好相反。诗篇在作者身后的价值，不是根据它当初卖多少钱或作者凭其诗篇从官方或从社会上得到多少好处来判断的。判断一首诗篇，要看它在道德方面和情操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所引起的敬仰和愤慨的总和，简言之，也就是要看它在人们智力中诱发的活动以及在人们心灵中燃起的激情的总和怎样而定。南北美洲拥有黄金和钻石的矿藏、广阔的森林、增殖着的人口，以及他们正在倾注于世界的庞大财富，可是它们同促使哥伦布决心探索新世界的灵魂中的闪光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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