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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他的手段就是打仗。不过，谁敢说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有任何其他手段呢？他喜欢打仗，这也该承认，因为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赋有战争才能。可是人们敢说他在断定战争已完全达到目的时，并不总是具有结束战争的力量吗？伟大的美术家知道自己比他们所掌握的材料来得优越，并看出自己能利用那种材料作出无比辉煌的贡献，他们犹如陶醉于茫茫沙漠中的雄鹰，展翅翱翔，可是仍不得不盘旋着地，为其飞翔觅取养料——拿破仑的态度正象这些美术家一样，难道他没有从原则上对战争表示不以为然吗？他说道：“战争是一种对代错误……凡是想扰乱欧洲和平的人都想挑起内战。”渴望战争的正是他的仇敌，并不是他。不管怎样，他是这样相信的；而既然他所具有的较其仇敌更为强烈的、并且也要求打仗的激情使他超出了他的仇敌的狭识管见和微末得失，他就先发制人挑起战争，以免为敌所乘。在发动战争时他先发制人，在战争中首先开火时他也先发制人。
事情几乎都是这样地发生的——他同奥地利的两次战争，他同普鲁士的战争，他同俄罗斯的第一次、或许也包括第二次战争，都是这样。当他怀疑他的仇敌正在韬光养晦、摩拳擦掌时，他就跳上去掐住他的脖子。他就进攻，而不问能否不必进攻，能否克制自己，观望一下形势或接受对方的让步——所有这一切做法都会破坏他的体统，而且会刺伤他的自尊心。他毫不隐讳地耽于幻想，就象那恰恰由于没有察觉道路上的陷阱、只是凝神注视着音调和线谱的和谐或人类的幸福而在自己周围播撒死亡的诗人和君子。他在1806年说道：“这场战争必须是最后一场战争。”在坎波-福尔米奥、亚眠、普雷斯堡，当欧洲在腥风血雨的大混乱中挣扎时，只有他一个人有毅力断定必须结束这一局面，并以他的头脑和精力提供了结束的方法。只有他通过全面的观察认为战争是不朽的伟业，这种伟业不在于一役之胜而在于谱写一篇浮想联翩而始终押韵的、气魄宏伟的政治诗歌；它涌源于他的心底深处，他锲而不舍，使其在诞生新现实和新理想的创造性想象力连续处于梦幻境界的状态下，达到一个完美的结局。
事实上，在1792—1815年之间只发生过两次战争：一次是保卫大革命的战争，那一次战争使得大革命能在精疲力竭、肌裂骨折的极其紧张的情势下，向欧洲、也向它本身显示出维护其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既成事实的决心，那些既成事实是由其万众瞩目的诞生证明为理应存在的东西，而为《亚眠和议》在承认大革命时所确认了的；另一次是发展大革命的战争，它把恐怖时代带到了法国的疆域之外，使那些既成事实传遍欧洲。这次战争是波拿巴在l796年的防御时期发动的，他把这次战争一直进行到耗尽其全部合理根据，且卫兵抵马德里、维也纳、罗马、柏林和莫斯科等地之后，由于它在最后一次分娩中力竭体衰而终于死亡的那一天。在这两次战争期问燃起的或熄灭的所有附带的战火，不过是那1/4世纪的争斗中的一些插曲。在那场争斗中，大陆封建主义站在反对萌芽中的法国民主制度的一边，而特别是英国的寡头政治面临着法国的经济竞争。经济竞争是法国的当权者威胁着要用来反对英国的。
当其全部盟国已被逐一击败并正在裁减军备或装作裁减军备之时，英国却进行了并延长了一场旨在倾覆法国于欧陆的战争，于是，旧敌刚倒，又树新敌。这真是一场剧战！拿破仑走遍欧陆以与英国相搏，可是英国总是避开他。由于他只能在陆地上打击英国，他就把它一直追到莫斯科，企图以莫斯科为基地，追踪英国进入印度。他不许英国在欧陆插足，将其水口河道尽行封锁，把英国赶往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港口，象置之于狱中那样把它禁闭于海中。这样做，或许是为未来的斗争设想出了一项最有效的方法。众人被熔化于锅炉之中，英国却在锅炉外面看着他们被烧死。一名士兵给一枚金币，一团士兵给一袋黄金，一个国家给一吨黄金。这真是一件大事，因为为此须耗费巨大的精力：英国不得不勒紧裤带，派战船巡逻四海；它不得不忍受这种令人极端厌倦的处境达20年之久，它不得不抛开它的怀疑，掩饰它的疲殆，否认它的绝望。这是一件大事，因为它想给予致命一击的那个人正独自在海岸边上，望着几艘战船在他的盛怒下扬帆远遁，在他背后的10条狗，他一转身就能对付它们，他只要一瞪眼就能把它们赶跑，反掌一击就能把它们击倒或驱回狗窝，然后又得重新对付聚集得更多的狗，他的手腕和大腿被咬破，鲜血滴落于雪地和尘埃：而在这整个时间内，他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仇敌——他所意识到的唯一仇敌——却在嘲笑他，它知道他打不到它那里，它眼看着这个巨人越来越贫血，并知道死亡正在步步接近他的心脏。他在海湾边缘绕了一圈就跑了，以免跌入海湾之中。“他认为自己如果站着不动，是会跌倒的。”
他错了吗？他错不错，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终究能知道些什么呢？事业延续，总是新旧替迭，不断更新。拉丁主义并未在击败条顿主义于普罗旺斯和伦巴第两地之后就此罢手：它不得不对未来的入侵防患于未然，它必须横渡莱因河，直驱丛林深处。条顿主义则在战胜了拉丁主义于瓦路瓦平原之后，曾不得不继续追赶，将之驱入鲁埃格山和阿尔比让斯山的崎岖峡谷，以求斩草除根。若不是大革命不停地扩展，拉丁主义早已象无薪之火那样，熄灭于该处了。拿破仑的战争呢？ 他说道：“难道这些仗是我要打的吗？难道那不是为环境所迫而造成的吗？不用说，这些战争总是过去同未来之间的斗争的一部分，而且我们的敌人由于结成了长久不变的联盟，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去征服他们，不然我们便会被他们所征服。爱默生说道：“拿破仑象所有明智人物一样，认识到创业需要花多少精力，守成也需要花多少精力。”
正是这一原因使他永远成为一个戏剧性人物。他掌握着谁都不曾有过的、最充足最精良的材料，有10个国家跪倒在他跟前，教会成了他的奴隶，还有庞大而狂热的军队——他运用起军队来就象一个决斗者手持最轻巧最柔顺的宝剑时那样得心应手——可是他却感到自己似乎是浮在孤独之中，他成了一个当世的不合时宜的人物，纵使由于他的性情具有异常的力量而为他那时代所必需，他也成了一个现存的同每个时代格格不入的人物，因为他蔑视机械的习俗和有害的爱好；对于那些曾结起盟来反对他的、往昔强国的可怕惰性来说，他又成为一个活生生的对照。战争是不够的；和平、法律或秩序也都是不够的。如果他不在各方面把根子深扎下去——直入各种偏见、习俗以及世界上仍未满足的欲望之中——使之长入最底下的土层去巩固基础觅取养料，那么他就根本支配不了作为对世界进行精神统治的手段的物质统治。他说过：“在我所梦想的人人安乐幸福的和谐之中，如果在我的人格和我的权势中有缺陷的话，那就在于我是从平民群众中猛然崛起的。我是意识到自己受到孤立的：所以我向四面八方抛出安全锚，使之沉入深深的海底。”他要各国君王为法国大革命办事。他把他所封任的王侯同当朝的王族相混在一起，冒着他的体制紊乱的风险，使那些王族受制于他的体制。各君主政权对他怀着深深的敌意，他所进行的战争仅仅是以联姻和结盟作为捆住那些君主政权手足的手段，这样做就会使他们对他为了征服未来而想筹组的西方民主制度承担责任。他自己同奥地利联姻就是出于这同一考虑，其中交织着自尊心、政治利益以及各种涉及未来的、流传极广的想法。他这个似乎想单刀直入地一举而达到目标的极其罕见的天才，是由相互排斥、相互矛盾的性格构成的，虽然他的光辉业绩和荣誉看来都已确定无疑，他的心底深处却沾染着血迹。这位伟大人物永远有若干托辞来为他的行为辩解，而那些对他进行分析的人就把这些托辞单独取出来，看作是他的唯一动机。然而，随后当这位伟人回顾他走过的道路并想解释他的行为时，他往往无法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那样做。事实上，产生他那些托辞并使之符合需要的，只不过是他的权势；而他的托辞实在仅仅是他的艺术作品的主题。<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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