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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同野蛮人争占高卢的罗马天主教徒，由于他非常懂得高卢是西方命运的中心，才一心一意地要在西方实现“罗马式和平”的统治，这种和平是那种遍布各地的军团用平息本地的争吵、维护法律和秩序以及警戒行动所遍造的。这是一个巨大的梦想，可是较之那种想通过一致同意来达成一种能产生感情效果的和平的梦想，其无法实现之程度或许还小一些；因为这种同意包含狂热的和理想主义的激情在内，一旦一致性消失，这种激情反倒会导致战争。然而，这个梦想却预先假定：人们从悠长的生命中获得的美德，能始终保持完整无缺。但无论如何它是人类社会环绕着旋转的道德轴线的两极之一：巧为运用的刚强和捉摸不透的温柔，可望达到互相平衡，不过它们相互之间的反作用周期性地制造着战争、革命以及那种会使人类打破停滞局面并驱退死亡的一系列连续不断而富有成果的戏剧性事件。这个梦想的特点，就在于使拿破仑能同基督分庭抗礼的那种根本的、不妥协的激情。
按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所萦萦于怀的事乃是“欧洲的重生”。他说：“各族人民无论如何必须加以拯救”。他要的是普遍和平，废除一切疆界，可是他的敌人并不要那些东西，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们正在东一把西一把地到处放火，而他却想将火永远扑灭。而且和平有可能施与，他希望各族人民幸福；他希望他们能由现代思想和现代需求来治理，并能对他们带给自己的或是他所带给他们的那些制度感到满意。因为他深信，带给他们这些制度正是他的职责，而且他们也是期望他这样做的。他怀有奇怪的幻想。他以为如果他使西班牙人获得了平等地位，所有西班牙人都会站到他这一边来。其实西班牙人对获取平等地位并不关心。他以为如果他能粉碎封建制度，日耳曼人便会把他视同救星，欢迎不暇，虽然事实上日耳曼人很珍爱封建制度。他更认为，如果他能攻占伦敦，并在那里宣布成立共和国，废除贵族院，还政于民，以及实施人权法案，英国也会拥护他。各族人民是同他站在一起的。他这样觉得，也这样相信，并且还以一种激昂慷慨的断然语气把它表达出来。他这种语气有时候几乎到了令人感动的程度，它象古希腊一位行政官的号令一样，似乎要命令历史按照他的路线前进。<23>，“我要以我过去安排我们自己国内各方面的联合时所采用的同样方法，来对欧洲各巨大利益集团的联合作好准备。……我对各族人民一时的议短论长毫不介意，因为我确信最后他们将毫无疑问地站到我这边来。……这样，欧洲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任何人不管他旅行到哪里，都会感到他始终仍在自己本国的土地上。这一合并迟早将迫于形势而出现；推动力是存在的，并且我相信，等我不在了，等我的体系消失之后，除非各大国进行合并组成联盟，不然，欧洲将不可能有持久的平衡。”<24>
你们还相信这是继天主教徒的幻想之后，而居于社会党人的幻想之前的雅各宾派幻想吗？可是不管怎样，请注意，这些幻想中的每一个幻想已经、正在或将要在带来幻想的急流逝去后，遗留下坚实的沉淀物。也请注意他用的字眼是“利益”而不是“主义”或“权利”。此外，再请注意他只承认“两个民族，东方民族和西方民族”，这就预先假定了——一他在开罗和巴黎时的态度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他那着重实际的观念同纯雅各宾主义的着重理论的观念是彼此对立的。纯雅各宾主义从抽象方面立论，它以各种意见把它所轻视的事实包围起来，就象筑起了一道壁垒一样；它对一种现存的宗教或君主政体，否认其必要性及其存在，需要否认到什么程度就否认到什么程度；可是拿破仑从事实出发，循序渐进，确是希望把西方联合起来。不过他很明白，在西方之外，有另一种神秘主义在支配局势，他的朋友亚历山大正是这种神秘主义的前卫，而且这种神秘主义已形成了他所希望施加给世界的巨大的均势中的另一要素。请注意，他是认识到区分人类社会的集团的那种人种特征的，因为他希望把其中“每一民族都建成一个单一的、同族相聚的国家”。最后一点，请注意，不论他到什么地方，即使他对各民族各自的特殊激情有所误解——在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波兰、甚至俄罗斯，他的行踪所至都在当地民族身上留下了血痕——他也总能激发起一种较为广泛的激情，这种激情时或在这里摧毁宗教裁判所，时或在那里准备废除农奴制，时或又在其他地方唤起要求未来政治统一的冲动和欲望——这种统一对法国来说确是危险的，它永远是它自己传播的各种丰硕思想的牺牲品，可是这种统一对作为他的梦想的西方有系统的组织结构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他的行动如同投下石子的水面那样，是以同心圆的涟漪的形式朝外扩展的。他的行为象所有强有力的行为一样，超过了所要达到的目标，至少是超过了看得见的目标。他对埃及的远征唤醒了非洲和东方。当他把布拉干萨人驱逐到海那边去的时候，由此产生的刀剑便命定要用来挥向美洲了。在1808年以前，全世界都把他看作由法国大革命开创的新纪元中武装的先驱者。要知道他对这一情况也是充分了解的。有一天他写信给菲埃韦说：“我是在以欧洲为对象来考验我的力量。你是在同大革命的精神进行较量。你的野心此我大，可是我成功的机会比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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