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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是如此!你窥探一下他的内心深处，就会看到一方面是他的内心怀疑，他以这种怀疑来正视他的任务，另一方面是他的决心，他以这种决心来完成这样的一项任务——完全的，首尾一贯的、宏伟壮丽的——正如一位艺术家那样，他十分明白，时间将会消蚀他所创造的作品，但他宁愿受苦受难、毁掉自己和死亡，而不愿瞻望那没有把这个作品创造得完美无缺的前景。人们一想到要把那么多的矛盾和对立的利益调和在一个形式里所需要的脑力和体力，心头就会充满着恐怖。随着一座宏伟的纪念碑刚被摧毁——已经完全被摧毁，而它的破碎石片仍散在血泊和污泥中——建立一座新的独立的纪念碑，在外表上要和那座经历1500年时间把每块石头都安装、建筑和雕琢过的纪念碑一样——历史上从来没有记载过这样大胆冒险的尝试。蛮族把从他们自己的国家带来的古代文明及其全部完整结构安置在一些城市的废墟上，并且用暴力拿这种文明来替代他们所推翻的文明。但是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比较的。“王位是无法修补的。”这是一个把未来同过去、把西方同东方、把北方同南方、把民主制度同贵族制度、把传统同革命、把神授王权同人民权利熔铸在一起的问题。而且——有一件事应当提一下——这个目标在这个时刻无疑是空想的，不是要使死者复活，或在干尸上搽上香油，而是使人民的权利成为神圣的，使革命成为传统，使民主制度日趋尊贵，使统一地球的核心日益坚强，使过去时代的衰朽力量在未来的水源里重新焕发出青春。他必须在深谷上面建一座连接两岸的拱桥，在暴风骤雨中把它飞架在深谷上面，飞快地把大石块粘合在一起，同时又要用划破的双手击退猛禽的不断袭击。
他实际上是在重温古罗马的旧梦，这个梦想是西欧历史的脊骨，并使西欧牢牢站稳，他以新神秘主义的原始精力重温这个旧梦，突然地并且以坚定的直觉的深度，他察觉到这种新神秘主义的全部构架是可以理解的。他抓住一件空前大事的时机使工作和热情恢复拉丁思想。条顿族王朝的强大和分散的组织已沦为废墟，并且亨利四世、黎塞留和柯尔贝曾试图修葺，他却以18世纪所要求的那种具有萌芽组织的坚强的拉丁统一来加以替代。他在这个拉丁统一上面添上一个形式，这个形式虽然过于固定，但对那些掌握政权的人无疑是必要的，如果他们想要具体地完成他们重新整顿这个世界的使命的话。他是拉丁族人，他按拉丁族人那样来思想，也就是说，象一个建筑师那样来构思。而且他只有在法国才能够为他的这项任务找到土壤、材料和工人。
在法国全部历史里，法国只有这项天职，别无其他天职。对法国来说，这项天职始终是一个要以个人的形式把地中海民族的才能和条顿民族的才能平衡起来的问题。法国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西欧各族人民的交通要道，这不是它的过错。有史以来，日耳曼部族和从维斯杜拉河到黑龙江的大草原上的游牧人群相率而来，不断地威胁法国，或者竟渡过来因河，焚毁法国的市镇，按照他们战歌的节奏踏平法国地上的庄稼，这也不是它的过错。法国的西部海岸是在斯堪的纳维亚人南下到南方海洋的通路上，并且象奉献的牺牲一般，从布列塔尼的悬崖峭壁上俯视，在那里，海盗在他们的心中怀着海浪和繁星的诗情，正在注视渔船和战舰通过，这也不是它的过错。从远古时候起，努米迪安人、迦太基人、伊比利亚人、阿拉伯人从比利牛斯山的峡谷蜂拥到法国平原寻找绿洲，在河畔湖边和棕榈树林中掠夺羊群和建立清真寺，这也不是它的过错。法国的南部海岸经常可以看到从太阳升起的一方出现蓝色、绿色、红色和橘红色的船帆，在那些五色缤纷的船帆下面，腓尼基或希腊水手目不转睛地望着群集在浴场周围的姑娘，意图硬把她们掠走，或者用绚丽的壁毯、玻璃器皿或小圣像来换取她们，这也不是它的过错。在袭击高卢森林的罗马军团涌来时，在袭击伦巴底各城市的联队撤退时，高峻的阿尔卑斯山隘口让手抄本、绘画、雕像、金器银器运出去，这也不是它的过错。在用利剑来抗击武装入侵和用智力来挡住精神思想入侵的纷乱的戏剧里，在收获甚丰的战败里和损伤很大的胜利里，能在它自己的并且是由它的血泪凝成的文明中不断地重新发现那种才智，这是法国的光荣。那种才智欢迎所有这些喧闹和动乱，它可以把这些事物和谐地组织在它的心灵里。
这场几乎从未间断的悲剧是法国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是它产生创造力的必要条件。就是由于这场悲剧，它才获得了支持它生存意志的精神平衡，而当冲突一平息下去，它似乎就丧失了这种精神平衡。忽而被拉向这边，忽而又被拉向那边，一方面受到北方的影响，条顿族封建主义所创造的富有神秘思想的群众的浪漫的、音乐方面的、泛神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南方的影响，拉丁贵族制度作为一种特权等级制度来管理的和规定的共和制城邦的理性主义的、建筑方面的个人主义的影响；然而法国在它的政治体制中依然受制于它们两者之间的对立，在它的艺术中依然实现它们的和谐，而在形成法国艺术的两个流派之中，有一派总是占优势地位。
地中海民族的精神设计出公社和大教堂，但是条顿民族的入侵所造成的，后经法兰克人巩固下来的百卉争妍的局面是如此兴盛，以致贸易、树林赞美歌的杂乱的喧闹声，把古典壮丽诗篇淹没在无名氏的抒情诗下面。由于15、16世纪一再侵入意大利并从那里凯旋归来．而在士兵的想象中和带回的掠夺物中被打破的均衡状态，在那个时期又重新建立起来；这段时期，无论巴斯噶的忧伤、拉辛的和谐、笛卡尔的分析或高乃依的伦理道德，都没有能够掩盖住高乃依、笛卡尔、拉辛和巴斯噶要使欧洲北方感性才华服从南方对仗工稳的诗律的强烈欲望。在继此以后的一个世纪，对古典诗歌发生新的决裂，在由瓦托，狄德罗，卢梭和孟德斯鸠所代表的违背常理的努力中，似乎是在条顿精神本身中寻求武器，并用这样取得的武器反对条顿封建主义；这种趋势发展到了顶点，就是先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代表封建主义的君主政体，继而是拿破仑力图以拉丁王朝来替代法兰克王朝，让拉丁王朝成为一个统一的和合法的文明的监护者来对抗封建的和神权的文明。在这个笛卡尔的分析的世纪、百科全书的世纪，在法兰德斯重新发现色彩调和的绘画的世纪，无论克尔特人精神中新的那一份的重要性和源出河流，海洋，朦胧的森林的精神的重要性大到什么程度，无论它对继之而来的浪漫主义的坚持大到什么程度，拿破仑使法国在此后一个世纪中承担了必须依靠拉丁式建筑术以建造坚固的高楼大厦的义务。罗马的人民没有弄错，当他的傲慢使他们蒙受永久的屈辱时，他们用下面几句话来安慰自己：“我们加在蛮族头上统治他们的，终究是一个意大利家族……”
因此，这才形成了这个处于两个时代、两个世界之间的怪杰的无法猜透的性格，他只是靠象出生那样先天注定的意志，试图把这两个时代或这两个世界之一的血肉组织到另一个时代或另一个世界的骨骼的周围。因此每当人们回忆到他的时候，总是怀着过分慌乱的热情和过分明确的仇恨。这位英雄是一个人；但没有人愿意赞同这一点。这个无神论者是个神秘人物；但没有人肯承认这一点。这个诗人是逻辑学家；但没有人同意这一点。这个军人是个法学家；但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这个民主主义者是个贵族政体论者；但没有人理解这一点。最后一点是首要的和高于一切的。平庸的思想上的贵族政体论者由于拿破仑的思想和民主主义者相同而不能宽恕他。平庸的注重行动的民主派则由于拿破仑的行动和贵族政体论者相同而不能宽恕他。他的存在侮辱了王位，因为他让自己坐在所有王位中最高的王位上来论证所有王位的由来。他这样做虽然提高了各国人民的地位，但也屈辱了各国人民的暂被指定的领袖，迫使他们把自己的虚弱掩盖在伪装的德行之下。没有人能解释拿破仑的行动，因为他是唯一敢于象他既往已经千了的那样来行动的人。任何时候和在任何形势下，他都强迫人们让他说话，目的是为了能以行动或以象一篇杰作那样一字不能添减的言词，让人们看到他的不可思议的命运的一切矛盾。“我是人民哺育成长的军人，是革命的产儿。我不能让人家把我侮辱为一个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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