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的怀疑已经克服，他的抉择已经作出——大力促进公民平等，促进公民平等所要求的政治自由向前发展，促进宗教自由，把这一切纳入根据革命来塑造历史的各项政治制度的严格轨道——不存在要讨论它们是否合乎时宜、它们的方法和它们的形式的问题。现实主义者对各政党的态度和他对宗教所采取的态度不可能是不同的，而且究竟什么是政党，不就是正在衰落的宗教，或正在形成的宗教，或没有发展前途的宗教吗？……他说：“一个人必须为群众利益治理国家，不必考虑这样或那样的事会博得这位先生或那位公民的欢心……卓越的人物高瞻远瞩，因而他是超党派的。”<22>
听他说这些话时，人们是否会觉得好象在听一位画家说话一样？画家的那幅画在其一切细微的笔触被人揣摩以后正在受到评论——有的认为这幅画太无生气，有的认为画上鲜明和暗淡的色彩中间部分不协调，有的认为缺乏情趣，有人说线条过于生硬，又有人认为布局拙劣，然而还有人认为画的主题太纤细或太粗犷——但只有他自己这个构思这幅画的人，他从整体来看，自然也把这幅画的错误和缺点一起来看，这幅画仍然是调和的，逻辑地构成的，基本上反映了那个时刻、那个时刻的需要和精神对他所抱的期望的要求。他独自一人自由地来判断它一虽然他是受他的天才所驱使来构思成它现在这个样子——不是通过他自己的兴趣，他的热情、他的抚爱，他的个人遗恨的眼光，而是以他那样的一个人的建设性的智力来构思的，他知道如何立即捉住所有一切方面的问题的最复杂之点，象从厚岩体里取出的物体一样，先把它弄得精纯一些，再加以精雕细琢，然后把它放到阳光之下，使它成为人人可以看到和人人可以感觉到的中心，并且在这个作品里，人人都能看到其活动的开始与终结——他独自一人会把他的所有日日夜夜的时间花在这项工作上，为这项工作牺牲他的舒适、他的安全、他的幸福，而且最后不惜牺牲他的生命。我知道也有许多政党人物，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福利，但是，推动他们这样做的是一种交错的感情——一个奴隶的心情，狭隘，片面，狂热，极度消极、满腔盲目怨恨，无力在建筑一座大厦时把什么是应该建筑的显示出来，而只会用到处和永远是正确的话来显示。拿破仑说过：“最不自由的人是政党人物。”
有几种方式可以超脱各党派之外——或置身于各党派之下，或置身子各党派之上。前一种方式是现代民主国家多数政治领袖所采取的方式，这个方式是跟当政的党走：这类人的权利，也就是他们的能力，使他们别无其他选择。后一种方式却是极为罕见，而且作风迥不相同，因为在采取这种方式的人身上，首先要求他具有崇高的品格。有路易十一所用的方式，他生活在野蛮激情的时代，处于各猛烈狂热的组织中间，暗杀、窃国、破坏条约乃是司空见惯和公认的事情。这个方式无非是利用激情使各组织火并，有如一个人使用棋盘上的兵卒，不存在良心问题，随时随地心目中只有夺取实际利益。有凯撒所用的方式，他在两个几乎是势均力敌的极端对立的两党中间温和地但却是坚定地向他的目标前进。有时从这一党，有时从另一党取得让步或支持，对于两党的历史必要性和两党各自的创造能力的局限性有惊人的理解，驱使一党反对另一党来保持两党的均势。有拿破仑的方式，他是在各党的过度狂热已经消退、各党的精神萎靡不振已经感染整个民族和败坏整个民族的时刻出现的人物，他决定无视这些政党，并且通过这种蔑视来压制这些政党，并把它们置于他正在进行建立的公共纪念碑的同一模子上。这三种方式中，最后一种是最困难的方式，无论如何在性质上可以这样说。因为路易十一是国王，凯撒是罗马最大的一个家族的成员，而拿破仑在他开始这项艰巨任务不到4年以前，根本算不上什么人物。他的事业也是最不容易持久的，因为当这位巨匠消失以后，各党人物又是胃口大开，而他们的饕餮由于拿破仑迫使他们斋戒过久而愈益加强。这个方式是最有成果的，因为一个伟大的头脑控制住各政党，这个头脑能以他们无法否认的个人和声来使他们默默无声。无论如何，这是对一位铁腕政治家提出的要求，在其他各个方面，他不凭借恐怖行动，而只根据法律——这确是够严峻的——他对待他的部属既极为公正又极为严厉，他的计划中所体现的无比勇敢、无比警惕和始终如一。“治国比作战要有更多的品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