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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有一个特征，如果要它深挚而持久，就需要双方不断作出牺牲。拿破仑的爱属于这样一种性质：他要求各族人民所作的牺牲，即使在他看来也许并不可怕，却与日俱增地超出了人民的能力与设想的范围。而各族人民，不管个别人如何说或如何看，是远比他更注重私利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却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并在法国和欧洲深深扎下了根，再也拔不掉了。这样，人们就摆脱了他们所不再共有的激情，因为在具有一般想象力与精力的人看来，这种激情已经结出了全部果实，并把曾为这种激情所虐待的他囚禁在一只小小的牢笼里，以致他很快就消瘦得变成皮包骨头。“我受到压迫，因为我是来自人民的。”各族人民为他那热烈的拥抱弄得精疲力尽，就把推翻他的任务交给了他们的主子们。然而他早已把未来时代的种子埋进各族人民的内心深处了。
时间是需要的，还将需要更多的时间，因为一个伟大的事业是没有尽头的。这一个事业是如此深广，以致它甚至可以创造出看来似乎与它完全扦格不入的形式。象世上所有的事物一样，拿破仑也不过是来去匆匆的过客。然而我认为他是自从基督以来最举足轻重的人物。
奇怪的是，几乎所有19世纪法国革命的首脑人物都倾向于把这个曾经在法国重新组织起革命、以便把它推广到整个欧洲的人看作是革命的破坏者。例如米歇莱，他非常厌恶单纯的形式，他认为只有精神才有价值。利剑、王杖、王冠、爵位——所有这些都已遣成了一种幻想。他认为“共和国”这个字眼比“民主政体”这个事实要好。“共和国”这个标签下面包含着各族人民中间正在兴起的一股扎根很深的力量，这股力量扩大了这个人的胸襟，让他可以迫使世界与中世纪（它那颇值得称赞的组织如今只剩下虚有其表的形式和空洞的公式）决裂，并且让他有所准备，可以从文艺复兴所显示出的个人主义的节奏中探求一个新有机组织的种种要素。由于他坐上了圣路易的宝座，由于他在一次黩武的远征中掳去了巴贝罗斯的女儿，人们就忘记了：他曾硬要所有的人都接受的公民平等权和信教自由权；他曾推翻了宗教法庭；他的军队所到之处，都废除了农奴制；他曾把过去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观念完全、彻底地颠倒过来，让农民坐上了每一个宝座，把公主们交给他们作老婆。没有人领会到他与凯撒、圣保罗或路德有相似的帝国主义的精神特征：这个帝国主义的意向是迫使西方接受一个单纯的观念（这个观念在原则上已为一切有良知的人和每个群众性的冲动所接受），以便继续扩大它的影响，借西方之力，首先强加给全欧洲，以后也许强加给全世界。当时他是以人民的领袖和军队的领袖（这种地位是靠他一个人的力量获得的）这个双重身份，来表达关于国际统一的伟大愿望的唯一人物。从前犹太人曾迫使希腊人接受这个愿望，后来教会从罗马帝国方面承袭过来，而法国革命又正在从神学领域里夺取过来——同时破坏着一直在神学领域里保存下来的僧侣等级制——以便在废除各种等级制的借口下，把等级制设在政治领域里。拿破仑为了开始实施普遍民主政治而努力建立的等级制，并不符合需求和愿望，这并不是他的过错；甚至到现在，那些需求和愿望也不很明确。一个无法预见的、规模很大的世俗的工业制度还会使这些需求和愿望发生变动，趋于复杂化，有些方面会受到破坏，有些方面又会大有增加。拿破仑废除了一个世界——而且是永远废除。凡是象他那样相信人类的想象力伟大到足以创造另外一个世界的人，都认识到他朝这个方向做的努力并不是徒然的。我现在要谈到的是他那具有明显目的的一项努力。因为，就其他方面来说，他是不朽的。
在雾月十八日，他拯救了革命。当时不但从实际形势看，而且在人们的心目中，革命都象是注定要失败了。他依靠这一行动，以其在运用的方法上带有开明性和连续性的毅力，来替代那些尽管热切但方向和目的都含糊不清的信念。在他的时代之前，手段似乎是受感情驱使的、支离破碎的；而在他这方面，目的倒显得是受感情驱使的、支离破碎的了。在这一点上，他倒与那种无可无不可地组织世界的行径相一致。那种行径所采取的手段是严谨的，共目的则并不明确，因为尽管它知道那负有保全人生的使命的手段，它却不知道人生往何处去。
“我就是革命。”这话是没有疑问的，可是革命是什么呢？不管它的结局如何，革命在当时就是人生的精神所在。正是革命使人们宁愿处于可怕的不可知的局面下，不愿处于死气沉沉的停滞状况中；宁愿冲进暴风雨，不愿安安逸逸地呆在家里。这是人们在道德或政治的借口下所要求采取的行动，以便改变他们步伐的节奏。因此，他之所以得到力量，是由于他能具有那种精神。不管他用以推行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的借口是什么，如果他是朝着他所处的时代的方向迈进，他就是无可非议的。不管怎么样，冒着枪林弹雨，踏着冰雪，甚至当他一方面摧残着各族人民，一方面又摧残着那种想使各族人民继续受其约束的旧制度的时候，他自己的帝国主义就体现着并标志着人类的新希望——也许那仍旧是个幻想，然而正因为如此，它才是一种力量，即恰好与他走在前面引导着的那个世纪的精神相一致的力量。“我将作君主之中的布鲁图，共和目的凯撒。”人们这样觉得，正是他用高声谈笑的炮兵队的弹药车带来了自由之神。正是他指挥了这场气象万千的交响乐——人们也许不理解这个交响乐，然而它却能给他们的勇气带来必要的希望，正如对他的信念来说，他们的热情或他们的反抗是不可缺少的一样。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一个新的事实。它不再是象在雅典出现的派系与派系之间的斗争，或者在罗马出现的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也不象是进入公元以来各王朝、各封建领主与教会之间斗争的问题了。毋宁说这倒象是十字军时期那样，是集体理想主义发生重大危机的问题：自有历史以来，这种理想主义第一次在一个有资格把它强加给全人类的人身上体现了出来。
谁也不要对我说这是一出喜剧。他把法律铭刻在石碑上，以便他死后它仍将存在下去。谁也不要对我说，他没有充分的力量加以左右的命运是他勉勉强强地接受的。这个命运使他有力的心脏跳动，激发起他的热情。“民主政治可能是狂暴的，但它是有情的，人们可以使它激动起来。至于贵族政治，它始终是冷酷的，它也决不宽容。”谁也不要谈起在那样的年代，那时他似乎是使带给帝国的那些理想听任他个人的命运的摆布，而帝国则象剑鞘藏起剑刃一样藏起那些理想。这一点瞒不过远处的各族人民，虽然被压迫的人们大声表达出他们的怨恨和反抗，那只是由于一个婴儿不经过大量的流血、不裂开肌肉是分娩不下来的。对于君主们来说，他永远是一种理想的化身。尽管在1809年他个人权势的灿烂光辉曾遮住了这个理想，以致各族人民无法辨认，然而即便在那时，正如在1796年，也正如在1814年，他也仍然是一个捍卫自由的战士。也许他是有史以来唯一享有自由的战士，因为他自己不仅仅满足于用言语、公式和消极的制度来捍卫自由，他还使它成为一股积极的、有条理的、组织严密的力量，同生命一样重要。这股力量就象现代世界的弹簧板和弹簧一样，甚至要迫使那些并不希望自由的人也加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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