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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出乎常格，而更为奇特的是，他不仅是非凡的，而且是无与伦比的；从他的气质、本能、特性、想象力、情感、道德精神来看，他似乎是用另一种金属组成、在不同于他的本国人和同时代人的独特的模子里浇铸出来的。显而易见，这不是一个法兰西人，也不是一个十八世纪的人；他是属于另一个种族和另一个时代的人；乍一着眼，就可以在他身上辨别一些外国的东西--意大利的和另外的某种东西，难于类比或全不相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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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而且历史地……他是意大利1400年的活动家、军事冒险家……这样一些伟大人物的后裔，他经由直接的世系继承了他们的血统、内在结构、心理状态和道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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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的情感要比今天更热烈、更深厚，欲望要比我们更强烈、更狂放，意志也更急切、更坚定……这些特点，在这位十五世纪的伟大后裔身上重又出现了……即使在马拉戴斯塔家族①和博尔贾家族②中，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具有如此敏锐、如此冲动的头脑，能够突然地干些什么或不干些什么……在他身上，没有任何观念是思辨的和纯理的；没有任何一个观念是真情实事的单纯的摹写或尽可能单纯的图景；每一个观念是一种内心的激发，自然地、立即地转变为行动；每一个观念迅速地冲向它的极限，而如果不为某种力量所抑制和阻遏住，就会毫不中断地达到那个极限……没有一个人如此易于激动，如此易于勃然大怒；何况他又常常故意任情生气：因为在适当的时候任情生气，尤其在目击者面前任情生气，就显示出一种恐怖状态，威胁人让步，迫使人顺从，而他的这种暴怒，部分是经过考虑的，部分是不由自主的，在他的公共生活和私生活中，无论对外间人和对自己人……当他需要树立一个榜样和策励“他的部属坚忍土作”的时候，这样做，既发生作用，也予他以方便。--在公众和部队里，人们会以为他是镇定沉着的；但是除了在战场上，他戴上铜面具，在举行官场仪式时，得装出一副庄严的样子以外，他本身几乎总是感觉印象和外在表情混杂在一起的，内心的东西流露在外部，他不能控制他的举止，而象爆炸一般进发出来……
……没有人比他更急躁的了，“穿衣的时候，他把不合身的衣服抛到地上或丢在火炉里……没有什么思想比他的思想更湍急的了，当他要写字的时候，“他的笔迹……是不连贯的、无法辨认的一些字的组合体；那些字有一半没有字母；如果他重读他写的字，他自己也读不懂……于是他只得口授，可是他说得那么快，以致他的秘书也记不下来……--再没有人象他那样喷薄倒泻般地说话的了，有时候既不沉着，又不谨慎，尽是废话，又不恰当，这是由于他的智力和精神都很充沛之故。在这种内在力量的推动下，事业家和国务活动家变成了热情兴奋的即席发言者和论战家……即使在国务会议里，他也放任自己，忘记了要讨论的事件，左拉右扯，搞上两、三个小时……强调这一点，重复那一点，决心要说服别人或驳倒别人，最后，他问在座的人，他说得是不是对，而在这种情况下，总可以发现所有的意见都屈从于他的意见。经过思考，他懂得了用这种办法来取得一致意见的价值；他指指他的椅子说：“你们得承认，坐在这个座位上是非常容易变得聪明的。”可是，他欣赏他的这种聪明，他听任自己受情感的支配，而他的情感控制着他，更过于他控制自己的情感。
……奇怪的事情是，象这样的一位军事家和政治家，当他激动起来了的时候，往往看到他流出眼泪来。他曾看到过数以千计的人死亡，也曾使数百万人遭到了牺牲。瓦格拉姆、波特森战役以后，在一位临死的老伙伴的床头，“他呜咽啜泣”，他房间里的一名侍从说：“我看到他离开拉纳元帅以后，在早餐时哭了一场，大滴大滴的眼泪从两颊流到他的餐盘里。”这并不仅仅由于身体上的感觉，由于被砍断了的血肉模糊的尸体的那种直接景象如此深深地触动了他；而是由于某一句话，某一个简单的观念几乎早就象针一样刺痛了他……1806年，当他出发到部队去而向约瑟芬告别时，他的柔情使他发了一次神经性疾病……终于引起了呕吐……--1808年，当他决定同约瑟芬离婚的时候，同样发了一次神经性疾病和胃病，整夜象妇女一般激动和悲伤……约瑟芬说：“的的确确，他的泪水把床湿透了。”……--他的异常了不起的一点是，他的有计划的。清醒的思想几乎始终主宰着一切；他的意志力比他的智力还更加令人吃惊……要估计这种意志力，仅仅指出它所产生的魅力，计算它所俘获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列举它所克服的那些巨大的、外来的障碍是不够的，还必须、而且尤其得设想这个意志力正象驾御着由那些前蹄起立的怒马所拉的车子一样，坚定地控制着内在的激情和热狂的活力；这个意志力是一个御者，使劲伸直双臂，不停地紧紧勒住这些几乎无法驯服的战马……操纵它们的激烈行动，配合它们的跳跃，利用它们的失蹄，以免他的车子在悬崖峭壁上奔驰。如果这种理智的观念能够这样天天保持住它们的主宰地位，那是由于生机遂勃的巨流在滋养着它们，它们在他的心灵里和气质里有着深厚的根基，而这个向之提供旺盛的滋养浓的潜在的根基，是比他的智力、甚至比他的意志力更为有力的原始的本能，这种本能力图成为一切事物的中心，力图使一切事物同其本身联系在一起，换言之，这就是利已主义。
这个利己主义并不是没有生气的，而是活跃的和到处泛滥的，它和活动及其才能的增长成正比例，随着教育和环境而发展，由于取得成功和无往不能而扩大，终于成为一个怪物，终于在人类社会集团里耸立起一个巨大的自我，这个自我不断贪得无厌地、顽强地扩大包围掠夺物，挫败一切反抗，限制一切谋求独立的活动，在它所强占的无限领域内，不容许有任何生物存在，除非它是这一自我的附属品或工具。--早在他青年时代甚至儿童时代，这种并吞性的性格就已经萌芽了……追溯到他早年在科西嘉岛老家的时候，他就曾把自己描绘成为一个恶作剧的年轻野人，反抗一切约束，丧尽良知：“什么也不能羁束我，我谁也不伯，我打了这一个，我抓伤了那一个，我使人人惧怕我。我的哥哥约瑟夫被我咬过、打过，当他开始弄清楚是什么一回事的时候，我已经先告了他的状。”此后，他将永不厌倦于搞这一套高明的把戏；这种对他极为有用的随时说谎的才能是天生的；后来他长大了，他以此自豪，把它作为争取“政治优势”的征验和手段，并且乐于回想起他的一个叔父曾在他儿童时代顶言他：“由于他习惯于常常说谎，他将会统治这个世界。”
请注意这位叔父的话：这句话概括了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和这个地区的人的全部经验；这确是科西嘉岛的社会生活所提供的教训；由于一种必然的联系，道德精神总是同风俗习惯相适应的。的确，在整个这一地区和整个这一时代，就是这样的道德精神，因为也只是这样的风俗习惯。在那里，警察是不起作用的，法庭是不存在的，公共事务由能够把持这种事务的人掌握；在那里，私斗成风，既不遭到制止，又极残酷无情，人人得武装起来，用什么样的武器都行，伪装、欺骗、下毒手，也同步枪或匕首一样；这就是同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情况一样的科西嘉岛的十八世纪的情况。--波拿巴从这里最早感受到的影响，是和博尔贾、马基雅维里所感受到的影响一样的；由此，他身上的这种早期的未臻成熟的思想，随后就将成为一种完整的思想的基础；由此，这也将被作为人类社会未来的精神结构及其概念的基础……
……如果他尊重正义和法律，那只是口头上的，而且是带有讽刺意味的；在他看来，法律是法典里的词句，正义是书本上的词句，而实力则是驾于法律、正义之上的。这种业已如此显著的性格，再度有了掂掂分量的机会，又放打上了相同的烙印，法国的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使这个年轻人在儿童时代从科西嘉岛的无政府状态所学得的箴言更加深刻化了；因为从一个正在瓦解中的社会所获得的实际教训，同从一个尚未组织起来的社会所获得的教训是相同的。--在很早的时候，他的锐利的眼光，通过理论的虚饰和词句的外表，就已经看透了大革命的真正的底细，这就是，自由的激情占有无上地位，以及少数人控制多数人；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必须在两个极端之中进行选择；决没有中间性的选择。热月9日以后，最后的帷幕己被撕破，在政治舞台上，放纵和支配的本能，私人的贪婪，已经赤裸裸地显现出来；谁也不关心公共利益和人民权利，很明显，那些统治者是一个匪帮，法国是他们的掠获物，他们不顾一切地使用包括刺刀在内的种种手段来保有他们的赃物……--在部队里，尤其在远征意大利的部队里，从领土被解放起，共和主义的信仰和爱国主义的忘我精神，已经让位给自然的欲望和好战的激情。赤脚、敝衣，每天四盎司面包，用的是在市场上绝无行市的信用流通券，军官和士兵首先渴望从穷困中摆脱出来：“在阿尔卑斯山顶峰上想望了三年之后，这些可伶的人终于到达了‘上帝所许给的土地上’，他们要在这儿享受一番。。--从最初的那些日子起，将军和他的部属就已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谅解，经过一年的实践以后，这种谅解更完美无缺了。从他们的共同行为里，可以看出道德精神正在失去约束，部队还不那么明确，将军却是一清二楚的；部队约略觉察到，他却看得很明白；如果他推动他的伙伴们去干的话，那是从他们的欲求出发的。他只是于在他们前面而已。在要求立即作出结论的时候，他认为这个世界原是宴请所有来宾的一个盛大的笼席，不过，要在那儿吃得好，就得把手伸长些，自己先吃，只把残羹剩饭留给其他的人。……
……在拿破仑看来，舰队部队、法国、人类，只是为他而存在的，只是用来为他效劳的……
当上了执政，随后又做了皇帝，他就大规模地实行这个理论，而在他手上，经验每天为这一理论提供新的证明。--在他作出第一个执政时，法兰西人就俯首听命了，他们继续如此，象是自然得这样做似的；小百姓如农民和士兵，以无知者的忠诚，上层人物如拥有爵位的人和政府官员，则以拜占庭式的卑屈，匍伏在他的脚下。--在共和主义者方面，丝毫也没有反抗，相反，他正是从这类人中找到了他的最好的统治工具：元老院议员、使节或立法团议员、国家参事、法官和各级行政宫。他在他们的自由、平等的说教后面，立即看清楚了他们的追求权力的本能，他们渴望指挥别人，谋取领导地位，即使在下属之间也这样；此外，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还渴求金钱和享乐。在救国委员会的代表和帝国的大臣、郡守、县长之间的区别是微乎其微的：同是那一个人，不过服式不同罢了，原先穿的是短外衣，随后穿上了绣花的外套……--至于1789年的知识界和文化界的自由主义者，他用一个符合于他们的身份的名词斥之为“空谈家”；换句话说，他们的所得知识是沙龙里的偏见和书房里的空想；“技斐特是一个政治上的笨蛋”，永远“受到人和事的取骗”。--可是在拉斐特和其他一些人身上都有些使人困窘的小节，我要说的是，这些人的已被证明的大公无私，对公众幸福的持续不断的关心，对别人的尊重，良知的主导作用，忠诚，信实，简言之，崇高而纯粹的动机。拿破仑不接受这种同他的理论冲突的东西；在同这类人交谈时，他当面就他们的高尚道德进行争论。他曾突然地对马蒂尼·迪马说：“迪马将军，你不就是曾经信仰过自由的那种傻瓜吗？--是的，陛下，我曾经是，我现在仍然是那种人。--你不是同其他人一样由于有野心才为大革命效劳的吗？--不，陛下，我很不善于考虑个人得失，因为我现在还站在我1790年所站的立场上。--你没有能很好弄清楚你的动机；你不可能同其他人不一样，个人利益是始终在那儿的……”③--……按照拿被仑的意见，人们利用一个人的利已心、恐惧、贪婪、好色、自尊心、竞争心，就可以驾驭人；这就是他在乎静下来的时候进行思考的方式、方法。此外，要使人狂乱并不困难，因为人是富于想象的、轻信的、易受蛊惑的；激发他的自豪感和虚荣心，为他本身及其他一些人制造一种极端虚假的舆评，你就能够随心所欲地位他俯首听命……--这就是拿破仑紫紧抓住不放的主要观念，而且他在这种观念里越陷越深，不管这种观念同显而易见的事实有怎样直接的、强烈的矛盾，但怎么也不会使他摆脱出来，不论是英国人的顽强的力量，教皇的始终不变的甜言密语，西班牙人的公开的起义，法国人的沉默的抗争，天主教徒的内心的抵制，还是法国人的逐渐的背离，都改变不了他；因为这种观念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他看待别人就象他所需要去看待的那样。
……我想谈谈他的野心。野心是他的心智的原动力和他的意志的永恒的实质，它是如此地密切，以致不能同他本身区别开来，甚至有时还达到了不知不觉的程度。他对雷代莱说：“我，我没有野心”；接着，他又以其平时的那种坦率态度说：“或者，要是我有野心，对我来说，那是很自然的，是如此地天赋予我的，它同我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正象流在我血管里的血和我呼吸的空气一样。”……“……权力是我的主妇；我花了很大气力才得到她，不容她从我这里被夺去，即使有人艳羡她也不行。”--这种野心既是贪之不足的，又是猜忌百出的，它对于那怕只有一个竞争者的想法就会生气，对于只要稍稍加以限制的想法就会感到不快；不管已经获得的权力多么巨大，它还是要求拥有更大的权力；在离开最丰盛的宴席的时候，它仍然没有吃饱……一位同他长期交往过的外交家，在从各方面对他进行观察以后，用这样一句很明确的话来概括他的性格：“他自己认为他是统治世界、并照他自己的意思来领导芸芸众生的孤家寡人。”
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一个接近他的人，必须放弃他自己的意志，成为统治的工具……任何独立性，那怕是偶然的、仅仅是可能会有的独立性，都使他不高兴：知识卓越和道德高尚的人，同样如此，而且他会逐渐地把这种人排斥掉；到最后，他只能容忍那些唯唯诺诺、奴隶成性的人在他的周围了，他的那些主要官员要么是象机器一样的人，要么是他的狂热的信仰者……从一开始他就把他的大臣弄成职员一般，因为他既掌握统治权，又管理行政事务，而且在每一个行政部门里，他领导琐碎的日常工作同领导全局同样仔细；因此，行政部门的领导人只要替他当积极的办事员、不声不响的执行者、听话的和专业性的助手就行了，完全没有无拘束的、坦率的顾问人员。他说过：“要是他们的智能或性格没有某些平凡的地方，我真不知道要他们干什么。”至于那些将军，他自己承认“他只乐于把光荣给那些不配享有这种光荣的人。”不管怎样，他根据他个人的需要，“在任意使他们享有名声和失去名声方面成为唯一的主宰者。”因为一个过分显赫的军人，会变成一个过分重要的人物；必须设法使部下永远顺受约束。在这一方面，军事公报用故意遗漏、伪造、调整等办法提供最好的手段：“于是他可以对某些取得的胜利保持缄默，或者把某一位元帅在战争中的失败改为取得了成功。有时候，一位将军从公报上获悉他采取了他从未来取过的行动，或者发表了他从未发表过的讲话。”如果这位将军对此提出异议，就命令他沉默下来或代之以补偿损失，容许他进行抢劫、征收军用税来发财致富。在成了拥有五十万或一百万法郎地租收入的世袭公爵或亲王以后，就更加不会不保持其恭顺；因为造物主已经采取措施来提防他的被造物了。他说：“这就是我使他们得以独立的人，不过我很懂得怎样把他们找回来，以免他们成为忘思负义的人。”事实上，如果他曾对他们大加赠赐，那只限于从被征服国家里划分出来的地产，他们的财富是同他的财富连结在一起的；此外，为了不让他们出现经济上的稳定情况，他故意鼓励他们--让他们本身和所有他的那些高官显宦尽情挥霍，就以这种方式进而利用他们经济方面的困难来任意驱策这些人……因此，“他细心培植别人的一切不光彩的激情……他欢喜寻找别人的弱点，随即抓住这些弱点：萨瓦里对金钱的渴望，马雷的馅媚的劣根性，康巴塞雷斯的虚荣心和好色，塔列兰的满不在乎的厚颜无耻和放浪不羁的败德弃义，迪罗克的冷酷无常的性格，富歇的雅各宾主义者的缺点，贝蒂埃的“愚蠢”，他都注意到，他欣赏这种弱点并利用这种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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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的有些元首也有以虐待人民终其一生的；不过，他们的目的在于为了国家的利益来完成某些可望成功的事业。他们所说的公共福利，并不是他们头脑里的幻觉，并不是由他们的奇思怪想、由他们个人的激情、由他们的野心和自身的虚荣心炮制出来的空洞的诗篇。在他们本身以外和他们的梦幻以外，对他们来说，还有一样真实、坚固和头等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国家，亦即一系列团结在一起的、绵延不绝的、世世代代无限地存在下去的社会集体——宏大的组织结构。如果他们让目前的一代人集体，那是为了未来世代的利益，把他们从内战中或从外国的统治下拯救出来。他们通常倒象是优秀的外科医师，如果不是出于德行而这样做的话，至少是出于对王朝的感情或由于家族的传统；由父传子，他们具有职业上的自觉，他们的自始至终的目标是让病人获得安全和健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动过度的、难以忍受的和太过冒险的手术……他们竭力着眼于他们本身以外，为他们身后作好推备，使国家即使没有了他们，也将能在欧洲冲突的变动中和未来历史的难于预测的机运中坚强地存在下去，保持住独立、强大并受到尊重。这就是在旧制度下所说的国家的理性；这是历八百年之久在王公会议中普通传诵的一句话……无疑，国家的理性也容忍过和准许过不少不信守诺言，不少暴行，明确地说，不少罪行；不过，从政治方面来说，尤其从对外活动来说，它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指导原则。在这一原则的不断支配下，三十位君主曾为此努力，他们坚定地、持续地……一个省区一个省区地把法国建立了起来……
但是，在他们的这位仓促就职的后继者那里，却并没有这一原则；坐在宝座上同在战场上一样，将军、执政或皇帝，他依然是一名凭战功升迁的军官，只关心于他自己的高升。由于教育上的巨大缺陷，由于性格和心智方面的弱点，他不是把自已从属于国家，而是把国家从属于自己；他并不去看看在他自身短暂的生命以外，还有一个将要长久存在下去的民族，因此，他为了目前就牺牲未来，他的事业也就不可能持久。在他身后会有大灾难：他并不在意人们会说出这种可伯的话；更加糟糕的是，在他的心灵深处倒还急切希望大家都这样说。1803年，约瑟夫就曾说过：“我的兄弟希望人们深切感觉到他必须存在，并希望会被认为这一存在是一件极大的好事，而没有他的存在，人们只能在战栗中瞻望未来。他知道，他也感觉到他与其使用暴力或利用对他的感戴来进行统治，还不如利用这种想法来进行统治。要是明天或有那么一天，人们会说：‘现在一切都已经就绪和平静，现在已经有了一位指定的后继者，拿破仑可以死去，将不会有什么麻烦，也不必担心有什么变革了，’那么我的兄弟将不会认为是安全的……这就是他的行事的准则。”④……在枉然虚度的那些年中，他从未想到过怎样使法国在没有了他的情况下存在下去；相反，他以竭力扩大兼并来危害那些原已获得的东西，而从一开始，就已经看出帝国和皇帝终将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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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04年到1815年间，他使一百七十万出生于旧疆域内的法国人死亡，在这个数目以外，还得加上大约二百万出生于法国旧疆域以外的人，这些人是以盟友的名义为他牺牲或作为敌人而被他杀害的。--这些热情而盲从的可伶的高卢人两度把保障公共安全委托结他，赢得的却是两次遭到入侵；作为他们的忠诚的代价，留给他们的却是在异乎寻常地流了他们的和别人的血以后，法国成为一个被割掉了共和国所取得的十六个郡的法国，它失去了萨瓦、来因河左岸和比利时，丧失了东北部的一只大角，这是使国界获得完整并保卫它最易在军事上被攻破的那个点的一只大角……更糟的是，法国缩到1789年的边界以内，成了处于所有它的扩大了领土的邻国中间一个最小的国家，受到整个欧洲的猜疑，确定地被那些抱有不信任和仇恨态度的威胁性国家包围了起来……--这就是拿破仑的政治业绩，就是运用天才干出来的利己主义的业绩：在欧洲建立的工程同在法国建立的工程一样，作为他的主宰的和己主义给它们带来了裂痕。从开始时起，这一带有根本性的裂痕，已在欧洲这座建筑物上显露出来，十五年后就突然倒场了；在法国的这座建筑物，裂痕虽然不那么明显，然而也是严重的，这要在半个世纪或整整一个世纪以后才见分晓；不过它的逐渐的、缓慢的后果仍将是有害的，而这种后果又是肯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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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拉戴斯塔家族，意大利十二至十五世纪时的一个强大的家族，以拥护教皇，对抗德国皇帝著称。
②博尔贾家族，意大利十五、十六世纪时的著名家族，出身于西班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政治活动家恺撒·博尔贾等都属于这个家族。
③1809年7月4日--瓦格拉姆战役前数日拿破仑同迪马的谈话，见迪马：《回忆录》，三，第364页。--原注
马蒂尼·迪马（1753-1837），法国将军，伯爵。曾在约瑟夫充当国王的那不勒斯王国任陆军大臣。
④米奥·德·梅利托：《回忆录》，第2卷，第48、152页。--原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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